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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批评（第2页）

在苏联和别的国家也许用一种方法叫诗人负责，方法很简单，就是拉着诗人的鼻子走，如同牵牛一样。

政府派诗人作负责的诗，一个纪念，叫诗人作诗；一个建筑落成，叫诗人作诗。

这样，好些诗是写出来了，但结果，在这种方式下产生出来的作品，只是宣传品，而不是诗了。

既不是诗，宣传的力量也就小了，或甚至没有了。

最后，这些东西既不是诗，也不是宣传品，则什么都不是了，我们知道马也可夫斯基写过诗，也写过宣传品，后来他自杀了，谁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呢？所以我想，拉着诗人的鼻子走的方式并不是好的方式。

政府是可以指导思想的。

但叫诗人负责，这不是诗人做得到的；上边我说，我们需要一点外力，这外力不是发自政府，而是发自社会，我觉得去测度诗的是否为负责的宣传的任务不是检查所的先生完成得了的，这个任务，应该交给批评家。

每个诗人都有他独特的性格、作风、意见和态度，这些东西会表现在作品里。

一个读者要单选上一个诗人的东西读，也许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因为我们无法担保这个诗人是完全对的，我们一定要受他的影响，若他的东西有了毒，是则我们就中毒了。

鸡蛋是一种良好的食品，既滋补而又可口，但据说吃多了是有毒的，所以我们不能天天只吃鸡蛋，我们要吃别的东西。

读诗也一样，我觉得无妨多读，从庞乱中，可以提取养料来补自己。

我们可以读李白、杜甫、陶潜、李商隐、莎士比亚、但丁、雪莱，甚至其他的一切诗人的东西，好些作品混在一起，有毒的部分抵消了，留下滋养的成分；不负责的部分没有了，留下负责的部分。

因为，我们知道凡是能够永远流传下去的东西，差不多可以说是好的，时间和读者会无情地淘汰坏的作品。

我以为我们可以有一个可靠的选本，这位批评家应该懂得人生，懂得诗，懂得什么是效率，懂得什么是价值。

我以为诗是应该自由发展的。

什么形式什么内容的诗我们都要。

我们设想我们的选本是一个治病的药方，那么里面可以有李白、杜甫、陶渊明、苏东坡、歌德、济慈、莎士比亚；我们可以假想李白是一味大黄吧，陶渊明是一味甘草吧，他们都有用，我们只要适当地配合起来，这个药方是可以治病的。

所以，我们与其去管诗人，叫他负责，我们不如好好地找到一个批评家，批评家不单给我们以好诗，而且可以给社会以好诗。

历史是循环的，所以我现在想提到历史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时代，了解时代赋予诗的意义，了解我们批评的态度。

封建的时代，我们看得出只有社会，没有个人，《诗经》给他们一个证明。

《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个人从社会里边站出来，于是我们发觉《古诗十九首》实在比《诗经》可爱，《楚辞》实在比《诗经》可爱。

因为我们自己现在是个人主义社会里的一员，我们所以喜爱那个人的表现，我们因之觉得《古诗十九首》比《诗经》对我们更亲切。

《诗经》的时代过去了之后，个人主义社会的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而且实实在在就果然进到了个人主义社会。

这时候只有个人，没有社会。

个人是耽沉于自己的享乐，忘记社会，个人是觅求“效率”

以增加自己愉悦的感受，忘记自己以外的人群。

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闷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闲逸的诗篇。

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当我们想到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这是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了，到了极端，即是宣布了个人主义的崩溃、灭亡。

杜甫出来了，他的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他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共同欢乐，共同悲苦，他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

杜甫之后有了白居易，白居易不单是把笔濡染着社会，而且他为当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张与见解。

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有个人，再进而只有个人没有社会，进到这时候，已经是成为了个人社会（IndividualSociety）了。

到这里，我应提出我是重视诗的社会的价值了。

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SocietyofIndividual，IndividualforSociety（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诗是与时代共同呼吸的，所以，我们的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