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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传奇与现实于一身（第2页）

二

许地山的创作风格独异于中国现代其他作家，被人誉为“一朵绚丽耀眼的奇花”

[1]，这表现在他的作品既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又具有诡异的浪漫情调。

与同时期作家一样，许地山也关注人生问题，是“五四”

时期“问题小说”

创作大军中的一员骁将，但他既有别于冰心、王统照、叶绍钧式的对“美”

“爱”

的无限憧憬，也不同于庐隐那样的苦闷焦灼。

深受宗教影响的许地山，他的人生观是蜘蛛式的织网补网，他得出的结论正如《〈空山灵雨〉弁言》开篇所言乃“生本不乐”

，他解答“人生问题”

的钥匙是佛学的“出世”

观点和基督教的“博爱”

学说。

在茫茫苦海中，只有宗教才能平衡人的心灵、净化人的情感，才能使人得以自我超脱，小说《缀网劳蛛》中的尚洁、《商人妇》中的惜官就是这样大彻大悟的人物。

她们默默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平静地迎接着一个个平地而起的大风大浪。

许地山似乎是一个诚实的宗教布道家，但他不是站在神坛高处的庄严教士；他的创作好用佛学的忍让和基督教的博爱塑造奇异的人物，但它不是呆板的宗教宣讲，而是鲜灵灵的“人的文学”

。

许地山对人生的理解有悲观和玄虚的地方，但也有坚韧和达观的一面，他笔下人物的得失随缘、逆来顺受、宿命论式的人生哲学中不也蕴藏着某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坚强性格和生活意志吗？茅盾曾经就有尚洁的“命运观里蕴含着奋斗不懈的精神”

、甚至可以作为治疗青年消沉颓唐的“血清注射”

的精辟论断[2]，散文名篇《落花生》就是最好的诠释和注脚。

落花生“只把果子埋在地底，等至成熟，才容人把它挖出来”

，而人就“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

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

。

许地山以富有朴实、淳厚情致的“落花生”

为笔名，不正形象写照着他立身处世的态度！

在宗教性的人生探讨中，也曲折地表达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对被损害者的同情，小说《三博士》对洋博士的讽刺，《无忧花》对交际花行径的抨击，《人非人》对青年妇女沦为妓女命运的同情，《街头巷尾之伦理》对一个孤苦伶仃瞎子故事的叙说，就是散文《光的死》《公理战胜》也不乏这种意味。

许地山的创作多以闽、台、南亚、东南亚、印度为背景，最具异域氛围和韵致。

《命命鸟》中那一幕爱情悲剧是在缅甸仰光的“瑞大光塔”

的金光照耀下和“恩斯民”

歌调伴奏的背景里展开的，《商人妇》在厦门到新加坡再到印度的途中接触的是《可兰经》、“阿拉”

、面幕、槟榔、岸上的椰子和湖面的白鸥。

与背景相适应，许地山喜好结构传奇的情节。

一对少男少女尘世的爱情难以实现，便平静而喜悦地相携赴水、双双殉情（《命命鸟》）；宦门小姐与当差的私奔，当差的上山为王，小姐也成了压寨夫人，最后官兵围剿，小姐跳崖身亡（《换巢鸾凤》）；分别40年后的情人，再度相逢后复萌旧情，真可谓“枯杨生花”

（《枯杨生花》）。

1934年，《春桃》的发表标志着许地山创作风格走向现实主义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