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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粹与国学（第7页）

这样的学者，因为吃不饱，身上是贫血的，怎能激发什么“真血性”

；因为是温故不知新，知识上也是贫血的，又怎能针对什么“真问题”

呢？今日中国学术界底弊在人人以为他可以治国学，为学底方法与目的还未弄清，便想写“不朽之作”

，对于时下流行底研究题目，自己一以为有新发现或见解，不管对不对，便武断地写文章。

在发掘安阳，发现许多真龟甲文字之后，章太炎老先生还愣说甲骨文都是假的！

以章先生底博学多闻还有执着，别人更不足责了。

还有，社交学问本来是为社交，做文章是得朋友们给作者一个大拇指看，称赞他几句，所以流行底学术问题他总得涉猎，以资谈助；讨论龟甲文底时候，他也来谈龟甲文；讨论中西文化底潮流高涨时，他也说说中西文化；人家谈佛学，他就吃起斋来；人家称赞中国画，他就来几笔松竹梅；这就是所谓“学风”

底坏现象，这就是“社交学问”

底特征。

钱先生所说“学者各榜门户，自命传统”

，在国学界可以说相当地真。

“学有师承”

与“家学渊源”

是在印板书流行之前，学者不容易看到典籍，谁家有书他们便负笈前去拜门。

因为书底钞本不同，解释也随着歧异，随学底徒弟们从师傅所得底默记起来或加以疏说，由此互相传授成为一家一派底学问，这就是“师承”

所由来。

书籍流行不广底时代，家有藏书，自然容易传授给自己的子孙，某家传诗，某家传礼，成为独门学问，拥有底甚可引以为荣，因此为利，婚宦甚至可以占便宜，所以“家学渊源”

底金字招牌，在当时是很可以挂得出来底。

自印板书流行以后，典籍伸手可得，学问再不能由私家独占，只要有读书底兴趣，便可以多看比一家多至百倍千倍底书，对于从前治一经只凭数卷抄本甚至依于口授乃不能不有抱残守缺底感想。

现在的学问是讲不清“师承”

底，因为“师”

太多了，承谁底为是呢？我在广州曾于韶舞讲习所从龙积之先生学，在随宦学堂受过尤伯纯先生底教，二位都是康有为先生底高足，但我不敢说我师承了康先生底学统。

在大学里底洋师傅也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承传着西洋大学者底学问底，但我也不敢自称为哲姆斯，斯宾塞，柏格森，马克思，慕乐诸位底学裔。

在尊师重道的时代，出身要老师推荐。

婚姻要问家学，所以为学贵有师承和有渊源，现在的学者是学无常师，他向古今中外乃至自然界求学问，师傅只站在指导与介绍知识底地位，不能都像古时当作严君严父看。

印版书籍流行以后，聚徒讲学容易，在学问上所需指导底不如在人格上所需熏陶底多，所以自程朱以后，修身养性变为从师授徒底主要目标，格物致知退于次要地位。

这一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从师若不注意怎样做人底问题，纵然学有师承，也只能得到老师底死的知识，不能得到他底活的能力。

我希望讲师承底学者们注意到这一层。

至于学问为个人私利主义，竞求温饱底话，我以为现在还是说得太早。

在中国，社交学问除外，以真学问得温饱算起来还是极少数，而且这样底学者多数还是与“洋机关”

有关系底。

我们看高深学术底书籍底稀罕，以及研究风气底偏颇，便可理会竞求温饱底事实还有重新调查底余地。

到外国去出卖中国文化底学者，若非社交的学问家便是新闻事业家。

他们当然是为温饱而出卖关于中国底学问底。

我们不要把外国人士对中国文化底了解力估量得太高，他们所要底正是一般社交的学问家与新闻事业家所能供给底。

一个多与欧美一般的人士接触底人，每理会到他们所要知道底中国文化不过是像缠足底起源，龙到底是什么动物，姨太太怎样娶法，风水怎样看法之类，只要你有话对他们说，他们便信以为真，便以为你是中国学者。

许多人到中国来访这位，问那位，归根只是要买几件骨董或几幅旧画。

多数人底意向并不在研究中国文化，只在带些中国东西回去可以炫耀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