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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千古帝业02（第2页）

对这取名，嬴政也可谓挖空心思绞尽脑汁了，但也不能不说他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土壤的封建大帝。

嬴政自称始皇帝，他的直系血脉虽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样“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但他广义的子孙们却将这一名号长期沿用。

两千多年以来，该有多少人对这一名号趋之若鹜啊！

直到20世纪初，国人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启蒙下推翻了帝制，中华大地上还先后上演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日本扶立东北满洲国等闹剧与丑剧。

名号既立，国家体制似乎已不成问题，它承续着秦国先君特别是商鞅变法以来的传统，并在征服六国的统一战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完善，已基本上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封建集权。

要想弄清嬴政对此所起的个人作用多大，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与改变多深，在此，我们有必要追溯、回顾一下中国政体的发展与演化。

中国的自然环境先天性地决定了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精神文化及其政体性质。

华夏文明的诞生之地有着与其他文明不同的地理环境，四周的浩瀚大海与高山大漠形成了一个相当封闭的圈子，拘束了人们的生存活动范围。

黄河长江的滋润、丰沛的雨水、温暖的气候、质地疏松有着天然肥力的土地，这一切，决定了华夏先民文明之始，就是“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农耕生活方式。

受这一文明的影响，华夏先民脚踏实地，安分守己，讲究礼义等级秩序，具有很强的道德伦理观念。

这些，构成了中华黄色文明的特征。

华夏社会结构的进化，经历了由群队而部落而酋邦，最后过渡到国家的历程。

群队和部落是先民们在原始渔猎时代的社会结构形式，是相互间自愿结盟的产物，内部成员关系平等，没有正规的政治组织领导人。

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伏羲氏教民结网渔猎就属这一时期。

随着农业文明的定型与成熟，各部落便拥有了相对固定的耕作地盘与生活圈子。

为了发展与扩张，部落间的矛盾与冲突日趋激烈，最后不得不用战争的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而酋邦，就是部落间相互吞并的结果，这种建立在武力征服下的社会结构自然就具有了剥削与压迫的性质。

进入酋邦后，酋长拥有真正的实权，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酋长位居顶端，下面是唯命是从的各级大小官员，后来又凝固为永久世袭的特权制度。

这就是传说中的黄帝、炎帝相争及炎黄联合大战蚩尤时代，此后的尧舜禹时期，也属酋邦性质。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华夏先民的生存基础。

因此，他们不得不由单独而微弱的个体联合成一个力量强大的集体共同治理水源。

于是，大禹在治水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威，完成了从神到人的偶像崇拜。

禹之子启继位，王权世代相袭成为夏朝的一种特权制度，这便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当酋邦向国家转化后，就在政体上继承了个人统治的遗产，从中发展出某个人对其他人实施无限而绝对的权力统治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人类最早的专制主义模式。

华夏先民在早期的农业耕作方式下，必然固守于一块不大不小的固定地盘，对外很少交往，血缘关系形成相互间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

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套凝固的宗法制度，周王朝的政体结构——分封制就是建立在宗法制家族组织之上的。

宗法结构的核心内涵如王权的嫡长子世袭制、宗君合一、集政权与神权为一体、金字塔结构及政治组织系统的严密完整尊卑有序、帝王以孝治天下的家国同构模式等，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发挥着它的强大作用，直到今天，仍在人们的生活观念中起着潜在而深刻的影响。

也就是说，中国的自然环境与生存、生活方式决定了它的政体只能是建立在宗法制度之上的封建专制统治。

这是华夏大地几千年乃至上万年发展的自然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于一朝一夕可以“扭转乾坤”

加以改变的。

就连风云激**、巨涛狂卷的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也无法搅动传统的宗法观念，无法触动封建集权的政治根基。

王权与专制，似乎从来就没有被任何一个先民产生过半点怀疑，哪怕中国古代最为贤哲的圣人，也不得不既诚惶诚恐又心悦诚服地跪拜在它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