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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千古帝业02（第3页）

在流传至今的所有先秦时期的文字典籍中，无论怎样搜寻，也找不到有关呼吁民主的片言只语。

如果我们将目光稍稍移开，投向具有现代西方民主之源的古希腊作一短暂停留，许多一直缠绕着我们的困惑，也许能够豁然而解。

与前秦处于同一时期并可相互比肩相互媲美的古希腊文明，其发展之源——自然地理环境与中华截然不同。

希腊是全欧洲山陵最多、地面分割最为破碎的国家，山多地少，土地贫瘠，降雨主要集中在秋冬，分布不均，这些自然条件注定了不能以粮食作物构成希腊的经济之源，大都依靠海外采购。

然而，希腊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处于中心位置，海岸线曲折绵长，港口众多，拥有无与伦比的海上优势，他们是商人、旅客、海盗、掮客、冒险家，创造的是一种有别于黄色文明的蓝色文明——殖民、综合而开放。

希腊人从未束缚于一块狭小的地盘，他们要向海外运进粮食，进行海外贸易，向海外殖民，大海，就是他们无拘无束活动着的广阔舞台。

为了生存与利益，人们间的联合，不时的重组，很快就打破了氏族血缘关系。

个人的才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年轻，充满活力与**。

相互间的联合必然导致现代意义上的法律雏形——合同与契约的诞生。

而建立在互惠互利、互相自愿、平等自由等基础之上的法律，就是民主制度的实质与象征。

雅典是由部落联盟之间的合并而过渡到国家的，即希腊史上著名的“统一运动”

。

部落联盟时期，就有了贵族会议、人民大会、最高军事统帅的三权制政治形式。

统一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居民成分及居住方式发生了变化，是社会内部因素改变的结果。

也就是说，雅典国家机构的建立，是和平的、立法的，而不是暴力征服的产物。

由部落联盟和平转变为国家的雅典，国家机构继承了部落联盟时期的三权制，其贵族会议演变为元老院，人民大会以公民大会的形式保留下来，最高军事统帅的职能被三位最高执政官所取代，他们下面还有六位次级执政官，共称为九执政。

进入早期国家的雅典，一开始也不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经历了贵族寡头专制、僭主独裁统治的风风雨雨才发展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在雅典的政治体制中，不论何种时期，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的最高行政长官，权力三分，相互制约，基本排除了个人专权、擅权的现象发生。

雅典政体起源之初，就奠定了城邦民主的基石，其特点就是主权在民，充分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建立一整套相互制约的政治权力机构，轮番为政，绝无个人专断、专权与专制。

也就是说，秦国统一六国，无论是谁，他无法超越脚下的这块封闭而独特的生存土壤，无法拒绝前辈留下的遗产，无法改变既成的社会结构模式，一句话，他建立起的大中华帝国，只能是一个带有宗法性质的封建专制帝国。

这一表面看来难有多大发挥余地、似乎无法改变的国家体制，其实在确定与建立的过程中，却深深地打上了嬴政的个人烙印，他的性格、爱好、气质等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他所做的，就是将封建专制集权的功能推向顶峰，几乎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程度，并凝成一套稳固的模式为后代统治者原封不动地效仿、运用。

嬴政说他的权威受命于天帝，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

，并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

他把神降到人的地位，又把皇帝这一特殊的个体——人上升到神的位置，他是一个介于人与神之间的超人，他有意识地营造出一种迷信崇拜的氛围，在帝王与常人间隔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

，皇帝所下的“命”

称为制，所下的“令”

称为诏，皇帝的大印称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臣下向皇帝进言或上书要称“奏”

，开首第一句必须写上“臣冒犯死罪启奏”

或“昧犯死罪而言”

，并作为一种固定格式不可更改；为了尊君抑臣，他为皇帝的衣冠、起居、朝仪、巡游、乘舆、驻制定出一套威严的仪式，为的是让臣民感到皇帝的居所是“天庭”

，皇帝的面目是“天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