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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第6页）

公元936年，后唐节度使石敬瑭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取得辽国的支持建立后唐政权，竟将河北、山西一带的幽云十六州拱手割让给契丹贵族，恬不知耻地做起了儿皇帝。

契丹辽王耶律德光在册封石敬瑭的文表中说：“我对待你，就像对待儿子一样；你对待我，就像对待父亲一般……愿我们永远结为父子之邦。”

儿子石敬瑭时年四十五岁，而父亲耶律德光却只有三十五岁，这样的父子关系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世界奇观，进入《吉尼斯大全》了。

为了表示孝意，石敬瑭每年必献帛三十万匹，还经常派遣使者奉送金银珍宝及各种饮食。

他的无耻就连阅读史书的后人都感到无地自容，也不知他当时是一种怎样的畸变心态。

看来中国的“汉奸”

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且队伍不断壮大，发展至现代的抗日战争时期，汉奸总数高达二百多万。

这真是一个庞大且令人汗颜的黑色数字，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壤为何如此“盛产”

汉奸？这实在值得我们深思。

石敬瑭为求一时之欢不择手段，却将一颗艰涩难以消化的苦果留给了后人。

石敬瑭将幽云十六州共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资源拱手送给异族契丹，在冷兵器时代能起阻挡之效的万里长城顿时失去作用，辽军可轻而易举地进入中国本土。

从新划定的边界到宋朝首都开封，五百公里的距离全是一马平川，不仅没有广阔的天然屏障，就连一个险要的关隘也没有。

门户完全洞开，辽军铁骑可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纵横驰骋，中原大地，真的成了一块“逐鹿”

之地。

幽云十六州对每一个中原政权来说，都是一块决定其生死存亡的黄金宝地。

得之则政权稳固，失之则危如累卵。

因此，从后周开始，就与辽朝围绕这块领土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周世宗北伐契丹，在收回了其中的瀛、莫二州后不幸病故。

宋太祖虽然统一了中原及江南，但历史上长期由汉人聚居、与中原政权休戚相关的幽云十六州却一直控制在辽朝手中，京城汴都处于辽朝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

辽宋对立，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第二次南北朝并存之势。

宋朝只有全力攻占幽云地区，将边界推进到长城以北，恢复长城防线的屏障作用，才能从根本上摆脱被动局面。

宋太祖时时想着恢复前朝版图，然而，在征伐契丹南部分裂政权北汉时就暴死宫中。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刚一收复北汉，紧接着就开始对辽用兵。

虽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都是局部的、暂时的，总起来说，是败多胜少。

特别是高梁河之战和雍熙北伐两次惨败，宋军几乎损失了所有精锐。

以此为转折，宋朝不得不变主动的进攻而为消极的防御，国势日蹙国力日弱，直至彻底衰亡为止，宋朝的外交史上也没有出现过一次扬眉吐气、像模像样的美好日子。

如果周世宗柴荣不是突染重病英年早逝，在攻取两州的情况下乘胜前进，幽云十六州或许早就收归中原政权了。

然而，在后周政权成功地过渡为宋朝之后，赵匡胤却未能立即施行周世宗北伐契丹、收复幽云地区的战争方略。

他虽然也在不断地南征北讨，却采取了先易后难、先弱后强的策略，这多少有点投机取巧的意味。

在赵匡胤的骨子里头，似乎从来就缺少一种硬碰硬的铁血气概，总在玩弄着某种计谋与手腕，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莫不如此；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也显得优柔寡断，心中决定的事情却无法果断地进行，比如迁都之议就是如此。

说得好听一点是虚心开明、从善如流，而中国封建集权统治有时似乎需要某种说一不二的专横独断才能解决实际问题。

其实，在赵匡胤内心深处，并没有把臣下视为平起平坐、平等对话的“伙伴”

，而是严格意义上的君臣之别。

“黄袍加身”

后的赵匡胤由一名重臣一跃而为皇帝，昔日的战友、同事眨眼间变为自己的臣子，他们真的心服口服了吗？即使没有，那三拜九叩的仪式，倒也很能让他产生一种莫名的陶醉与满足。

然而，在那群俯首称臣的黑压压的臣子中，却有宰相一人与他同样傲然地坐在椅中。

如果往前再进一步，是否会取而代之登上龙椅呢？无论如何，这是赵匡胤不愿想象、无法接受的。

他最忌讳的事情可能就是皇位二字，绝不允许别人对他屁股下面的宝座产生任何非分之想。

于是，他颁布了一项看似不大、却影响国民心理人格的新的圣旨——废除宰相在君前坐议之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