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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匡胤 不胜重负的黄袍加身（第7页）

也就是说，宰相晋见、议事不再赐坐，也得如普通臣子般匍匐于地、三拜九磕才行。

而人的双腿一屈，什么人格、尊严也就全部消失殆尽了。

如此一来，不仅普通百姓、政府大臣，就连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也变得奴性十足、没有人性了。

在宋代封建专制集权统治之下，从上到下，也就彻底地“太监化”

了——一种心理上的残酷阉割。

而那俨乎其然的皇帝，便是全国最高最大、最为变态的“太监”

总头目。

宋太祖赵匡胤的变态、柔弱与谋略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臣民，更深深地烙印在他所开创的帝国之中，作为一种“风格”

弥漫开来，成为有宋一代的“时尚”

。

如果赵匡胤在篡夺后周政权后继续推行北伐契丹的军事方针，而不是调转“枪口”

首先向当时最为弱小的荆南小国开刀平定江南，那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局势呢？两强相碰，要么一举收复幽云十六州，要么仓皇败北皇位岌岌可危。

以赵匡胤的血性，自然不敢碰硬，没有把握、风险太大的事情他似乎从来不做。

表面看来，赵匡胤在平定南方的胜利中获取了广阔的领土，扩充了自己的力量，然而，长年累月的战争也使得原先的精锐有所丧失，内耗严重。

而那些刚刚并入的分裂王国似乎并没有壮大后来的北伐力量，也没有成为有效的战略后方。

如果宋朝建立之初，就倾全力夺取曾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幽云地区，然后一鼓作气回身平南，先强后弱，所到之处要么势如破竹，要么望风而降，统一天下将易如反掌。

是先吃软后拼硬，还是先攻强后对弱，两种战争方略，孰优孰劣？在后人眼里自然十分明了。

赵匡胤虽然对周边弱小政权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对迅疾如风的契丹铁骑却怀有一种深深的忧虑与恐惧，最使他担忧的就是都城开封地势平坦、无险可守。

此时的开封，虽然后梁、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都于此，后周时还对城郭宫殿进行过一番大规模的整修，但辽国一旦兴兵，强大的铁骑将如潮水般越过长城，无遮无拦地汹涌而至，一直涌到开封城下。

一国之都，随时面临覆灭的危险，这不能说不是当权者的严重失误。

赵匡胤的黄袍加身乃从后周手中直接接管政权，定都开封的后周属地方性割据政权，篡权之初的赵匡胤也只能承认这一现实。

随着地盘的扩大及形势的发展，开封显然不再适应作为宋朝国都。

为了扭转这一被动不利局面，赵匡胤开始考虑迁都，从而达到“据山河之胜，去冗兵”

的目的。

宋太祖将新都的首选之地定为开封西部的洛阳。

洛阳北有黄河，南有中岳嵩山，西有秦岭、渑池、函谷关等险要之处，东有咽喉要地成皋关（即虎牢关），周围地势平坦，水土丰美，交通极为便利。

与开封相比，洛阳乃历朝古都，文化根基深厚，经济水平发达，军事可攻可守。

他从小生在洛阳长在洛阳，直到十二岁才离开，对那块土地更是怀有一股特殊的亲情。

开封距洛阳也不太远，迁移起来并不困难。

一旦迁都洛阳，国都危险得以解除，各种压力自然减轻，才有可能达到长治久安之效。

然而，太祖此议一出，却遭到了大臣们的极力反对。

这些勋臣贵戚在开封大都置有田产、庄园，迁都自然有损于他们的切身利益；不少人长期生活于此，住惯了，也不想动。

在那些众多的劝谏者中，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的理由似乎最为充分：“东京有汴渠漕运，才能运来江淮一带每年数百万斛漕米，供给守卫京都的几十万将士。

陛下若迁都西京，粮运如何解决？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根基不可动摇啊！”

其实他的话根本不值一驳，洛阳不仅山河拱戴形势甲于天下，且“南有宛叶之饶，东压江淮，食江湖之利”

，供给大多可就地解决，历代建都者都是如此。

而最关键的是，一旦迁都洛阳，凭借险隘的关河，就不必如在开封般重兵团团把守了。

军队一少，粮草等需求自然降低，一些无形的损耗也会相应减少。

于国于民，都是一件天大的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