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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股肱名臣（第8页）

当英军小心翼翼地进入厦门城墙之内，才发现守军全部溃逃，也就兵不血刃地占据了全城。

这是一场精心准备的战斗，也是一场真正惨败的战斗，作为当时清朝疆域内最为强大的海防要塞，几小时内就土崩瓦解全部陷入敌手。

清军战死总兵一员，副将以下军官七员，士兵伤亡的准确数字难以确定，但从战前派驻与战后回营的数字进行统计，总共减员三百二十四名；而英军仅战死一人，受伤十六人。

我们再看一场有过顽强抵抗的战斗。

镇江之战是鸦片战争的最后一战，也是整个战争中抵抗最为激烈的一场战斗。

1842年7月21日，英军攻打镇江，驻扎城外防守的数千名清军很快被猛烈的炮火击溃，而城内的一千六百名八旗兵则进行了顽强的殊死拼搏。

当英军从城北、城西、城南三个方向攻入城池后，清军手持劣势武器展开巷战，以各种有利地形为掩体节节抵抗，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鲜血……

在这场战斗中，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遭到的损失也最大，是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的总和，计有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

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占领了镇江，与清军动辄成百上千的伤亡数字仍不成比例。

镇江城内的清军之所以顽强血战到底，是因为其中的一千一百八十五名八旗兵在这里驻扎了近二百年，家产、眷属、祖坟全部在此，他们守卫的对象，不仅是抽象意义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只有当家与国联系在一起时，官兵们才会大义凛然，视死如归。

于是，不禁想到了国人的民族主义观念。

保卫国家与保卫家园，毕竟不是同一个概念，只有民族意识真正觉醒，保家与卫国才能达到内在的高度统一。

在鸦片战争之前，受环境、视野、认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国人并无本真意义的近代民族意识。

因此，当中英双方军队进行激烈战斗之时，甚至出现了百姓围观的情形。

只有当英军占领他们的家园，生活受到侵扰，生命受到威胁，才会拿起武器反抗。

三元里抗英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次振奋人心的战斗。

这次民众自发的保卫家园战斗之所以取得胜利，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便是天时地利。

大雨淋湿了英军的燧发枪与火药，使之不能发射，使得三元里百姓手中以农具为主的武器上升到与英军武器同等的水平，加之英军纵深追击不谙地理，因迷路而被团团包围。

其实，早在十年前英军就采用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只是没有配备到所有部队，入侵三元里的大部分英军仍使用不能淋雨的火石枪。

直到鸦片战争后期英军进入长江流域，才从印度大量补充了带有击发装置的步枪。

即便如此，三元里抗英的战绩也不是像后来宣传的那样杀敌数十数百，最多的统计数字竟达到了七百四十八人。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1841年5月30日的三元里抗英，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

只要我们将此数字与英军在历次战斗的伤亡数字进行一番比较，就会发现三元里抗英仍是一次给入侵英军以重创的胜利战斗。

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自然是民族的一种需要，但如果我们以此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

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招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版图与人口，再也不是衡量国力的主要因素。

镇江陷落，清朝的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保护屏障，完全暴露在英军的炮火与进攻之下；与此同时，贯通南北的大运河也被拦腰截断，也就意味着运输供给需要大运河支撑的北京不得不直接承受英国侵略者的威胁。

仗再也无法继续打下去了！

清廷哪怕腐朽到了骨子，不堪一击到了令人无法想象的地步，仍不得不强撑脸面自我安慰，陶醉在虚幻的“天朝意识”

之中，道光皇帝在一道谕旨中指示手下大臣，让其派人如此告知英国：“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

惨败后不得不割让香港，竟成了大清帝国的“恩赏”

，中国封建专制统治下的官场语言、官场学问、官场虚伪由此可见一斑。

英国政府出兵中国，在他们看来，并不是一次战争，只不过是对清朝政府没收鸦片的一个“教训”

，一次武装冲突而已。

他们并不想让清廷垮台，也不想将中国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割地赔款、打开门户、贸易通商的目的一旦达到，也就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清廷更是不想打下去了，不仅没有获胜希望，更担心民众乘机造反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