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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第5页）

曾国藩的练军之法，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戚继光的兵法精华：统兵在原籍亲自招募朴实的山野农民，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采取“取具保结”

法。

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师生、同学等多重关系，湘军形成了一个上下隶属、盘根错节、连环相扣的网络结构。

这个结构的落脚点与指向，就是全军上下，都得严格服从、死心塌地地效命于曾国藩一人。

如此一来，湘军不仅体格健壮，吃苦耐劳，善于奔袭，且兵丁因有保结，易于清查，不敢变乱或临阵脱逃，万众一心，战斗力大大提高。

在编制上，曾国藩仿效戚继光以营为基本单位核定兵员。

练习的主要阵法，也是戚继光的鸳鸯阵、三才阵，以及《握奇经》中的四面相应阵，后来的一字阵、二字阵、方地阵等。

曾国藩反复强调技艺阵法之熟练：“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在纪律方面，曾国藩下决心改变过去“兵不如匪”

的形象，强调义理教育，严肃军纪，并亲自创作了一首白话诗体的《爱民歌》：“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头，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这首深入浅出、情趣盎然、朗朗上口的莲花落歌词很长，结尾是“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人又和。”

此后毛泽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肯定从中吸取了一定的灵感与养料。

作为一名以理学家身份练兵带兵的大臣，曾国藩十分注重官兵的“政治思想”

教育，强调义理之法的作用：“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有礼。”

他常在官兵中进行训导，要求将领以父兄般对待士兵，士兵也应视将领为自己的父兄。

每次训教后，兵丁们都万分感动，心潮澎湃，恨不得立时投入战场效命。

领命出兵时，曾国藩又先声夺人地发表了一份亲拟的《讨粤匪檄》，声讨太平天国的不合国情与为害百姓，不仅使得湘军将士目标明确，同仇敌忾，知道为谁而战，为什么而战，也在民间引起广泛而强烈的共鸣，收到了“一纸檄文，抵兵百万”

之奇效。

曾国藩的远见卓识，还在于他初创陆师之后，又大力筹办水师。

清廷固然也有水师，但久已废弛，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水战。

太平军在益阳、岳州获得大批民船后，便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太平军水营。

定都南京后，则完全控制了千里长江的水营权。

有鉴于此，曾国藩认识到非创办一支力量强大的水师不可。

可他一无资金，二无技术，三无人才，真正伤透了脑筋。

而没有水师，要想与太平军争雄，不过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而已。

曾国藩硬是凭着一股韧劲，一步步顽强地施行自己的计划：先是购买钓钩之类的民船进行改造；后奏请到一笔四万两的饷银设立制造总厂，自造战船；然后花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最终建立起一支拥有大小战船三百六十一艘，大小炮四百七十门，在技术与装备上大大超过太平军的内河水师，真可谓“赤地立军，别开生面”

。

曾国藩识见高出他人，付诸行动时又有条不紊，具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也就难怪他能够成其大业，达到他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了。

三

正如当初所料，曾国藩“出山”

不久，便受到了来自包括同僚及最高统治者在内的方方面面的制约、掣肘、猜疑、嘲讽与攻讦。

在长沙练勇时，曾国藩所带团练常与绿营官兵发生冲突，最终酿成一出“永顺兵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