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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第4页）

所谓终制，就是守满他母亲的三年丧期。

作为一介书生，要他马上转换身份带领一群以农为业的普通乡民，与清廷正规军都难以对付的太平军拼搏，其结果只要稍稍想想，就会让人心生战栗。

清军与太平军作战，因失败、溃逃被清廷免职、革职乃至杀头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及都统将军先后共达三十多人。

曾国藩并非贪生怕死之辈，凭着自己的一片“血诚”

，他曾多次冒死犯颜，上书皇帝，希望咸丰帝革除自身的骄矜之气，清除朝廷的腐败之政，扭转时风流弊。

特别是《敬陈胜德三端预防流弊》一疏上达后，咸丰帝还未阅完，就被其中的尖锐言辞所激怒，“怒摔其折于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

。

后在大学士祁隽藻的再三疏解转圜下，才免获其罪。

他之所以请辞，一则于服孝守制期间出来任事，在道学家、理学家眼里属大节有亏之举；再则在京为官十三年，他已深刻地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其日后受制于人事业无成，不如隐其锋芒避而不出。

没想到奏疏正待发出之时，好友郭嵩焘受湖南巡抚张亮基委托，从省城长沙匆匆赶赴曾家，力劝曾国藩出山：“今不乘时而出，拘于古礼，何益于君父？且墨绖从戎，古之制也。”

曾国藩“本有澄清天下之志”

，郭嵩焘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但奏疏已拟，碍于面子，一时难以改变主意。

郭嵩焘见他犹豫不决，又搬动其父曾麟书出面劝说。

如此一来，曾国藩心头的所有疑虑涣然冰释——既可保全桑梓，又属遵循父命，可谓忠孝两全也。

明知时局难为，可曾国藩在强烈的道德使命感与文化使命感的驱使之下，满怀一股“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的豪情壮志，与郭嵩焘一同赶往长沙，投笔从戎，踏上了兴办团练扑灭太平天国的漫漫征程。

中国近代历史的汹涌河流，也因曾国藩这一人生的重大转折，拐了一个大弯。

咸丰帝当时下令兴办团练的在籍政府官员共一百多人，只有三人戴孝任命，可见敢于任事者少之又少。

在整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廷任命的全国团练大臣共计四十五人。

也就是说，这四十五名团练大臣都拉起了各自的地方武装奔赴疆场，可影响最大、功绩最著者非曾国藩莫属。

特别是战争后期，太平军最为强大而凶悍的敌人，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曾国藩能够脱颖而出，自然不排除偶然的机遇与幸运，但更多则在“人为”

——他的确有着不同于常人的超越之处！

曾国藩在京任官十三年，不仅“饱更世故”

，且视野自比一般人更为开阔，谋略也高于当时的普通政客，无论是看问题，还是做事情，往往能够抓住关键与核心所在。

出任湖南团练大臣，他认为必须对团练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过去不离家园、不离生产、不食于官的地主武装改编为离开故园、脱离生产、“粮饷取诸公家”

的职业兵，才有可能收到与太平军一决雌雄的效果。

在巡抚张亮基的支持下，曾国藩将湖南各地的团练齐集长沙，改为官勇，统一管理，完成了“募勇成军”

的第一步设想。

第二步，便是“练勇为兵”

，将仓促召集在一起的农民，练成一支真正的能打硬仗的军队。

他认为一支军队是否具有战斗力，将领的选任至关重要：“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战。”

他规定的选将制度十分严格，将“忠义血性”

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廉明为用，简默朴实，智略才识，坚忍耐劳。

为此，曾国藩一反古代兵家论将、选将之法，大量提拔书生为将。

曾国藩清醒地看到，太平天国砸碎孔家店的做法，实则将所有书生推向了自己的反面。

据有关资料统计，清末全国绅士约一百四十五万，能进入朝廷为官者约十五万。

也就是说，那些闲居乡野的其余一百三十多万绅士，只要具有功名之心、血性之气者，都是可堪重用的封建卫道士，潜在的太平天国死敌。

湘军将领中，有名有姓可以考证的书生出身者占百分之五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