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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02（第5页）

，并依照他制定的军事方略，终于完成了他的未竟之业，置捻军于死地。

如果说剿捻失败仅是声望受挫的话，那么处理天津教案，则将曾国藩推到无法化解的矛盾与纠纷的“风口浪尖”

，落了个“汉奸”

“卖国贼”

的骂名。

天津教案的直接起因，源于一个年仅十九岁，以迷药诱拐幼孩的罪犯武兰珍。

他被人扭送官府后当堂供称，是教民王三将他迷入法国天主教仁慈堂，然后由教堂提供迷药，命他诱拐孩童，并称拐一人即付洋钱五元。

消息传出，天津绅士、民众群情激昂、义愤填膺，近万市民不约而同齐聚仁慈堂外，要求逮捕主犯教民王三，并将仇恨情绪转移到传教士、修女及一切外国人身上。

一个由罪犯提供未经核实的谣传，竟然使得天津士民深信不疑，成为炸药包的引信，其深层根源，在于民间长期关于教堂一些捕风捉影的胡乱推测与以讹传讹。

因为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才有传教士、教会的“登堂入室”

，民众对其有着一种本能的反感与敌意，这便决定了传教士、教民与官府、士人、百姓之间的难以沟通、交流与理解，而少数传教士的飞扬跋扈、教民的仗势欺人更是在相互隔膜的基础上变本加厉、火上浇油。

此外，教堂的壁垒森严也为人们提供了神秘而诡异的想象空间，比如传教士、修女为行“拯救灵魂”

的“善举”

，常把一些濒临死亡者收入堂中作临终付洗。

等到这些人死后，大多埋入教堂墓地。

进入教堂的生命全都变成刻有十字的冷冰冰的墓碑，几近百分之百的死亡率给人产生的联想实在是太丰富了。

因此，关于教堂、教士、教民，无论多么荒诞不经的谣言，也会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旋风般吹遍大街小巷与每个角落。

比如教堂内男女教徒同处一室共同礼拜，便为“男女授受不亲”

的崇奉者士大夫们提供了恶意攻击的把柄，被诬指为教堂是一个教人**的魔窟；教堂为临死儿童施行洗礼，则被百姓误认为“剖小儿心肝以制药饵”

；医院将解剖后的死婴浸于酒精容器内，被士大夫视为“冲孕妇之腹，取胎儿制长生不老之药”

……其实，自明末利玛窦入华传教开始，就有关于西方传教士“挖眼剖心”

“剖腹取胎”

“炼丹采生”

之类的谣传。

近三百年来，迷信与谣言不仅没有消解，反而更加强化了：误解越来越深，仇恨越积越厚，矛盾与冲突渐次由隐而显，由暗到明。

颇有意味的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底里的负面因素，直到21世纪的今天，诸如此类谣言仍有着一定的“市场”

。

据全国各大媒体报道，2007年1月，重庆市奉节县朱衣镇便流传着一则“高速路建桥要童男童女献祭”

的谣言，说是为了确保高架桥的稳固，将在朱衣镇寻找十八名十二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填埋于桥墩下面。

如此荒诞的谣传竟然不胫而走，给当地学生、家长、学校带来了不必要的紧张与恐慌气氛。

炽烈的岩浆在地底冲撞奔涌，寻找着薄弱的突破口。

负责调查处理此案的法国大使丰大业依仗西方强势文明，根本不可能体察、了解中国的“国情”

与“民情”

，他盛气凌人地视黑压压的围观群众为无物，横蛮暴戾地向清廷官员开枪，击中天津知县刘杰的随从高升，从而酿成一起血案。

百姓惧怕清廷官员，清廷官员惧怕洋人，可百姓并不惧怕洋人，他们一拥而上，当场打死丰大业及其秘书西蒙。

引信点燃了，吱吱作响，随后是炸药包那惊天动地的爆响：愤怒而失控的民众烧毁了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及十座英美耶稣教堂，杀死了沿途遇见的所有外国人，包括领事馆随从两名、传教士一名、修女十名、法国居民两名、俄国居民三名，另有中国神甫一名、中国教民三十多名。

天津教案持续四五个小时，事涉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他们一面联合向清廷抗议，一面麇集军舰示威天津海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