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曾国藩 天降大任的自觉担当者02（第6页）

正是这种困窘万分、危机四伏的情势之下，曾国藩受命处理天津教案。

他接到手中的，无疑是一个滚烫的山芋。

岂止烫手，简直就是各种虽为敌对势力，却不谋而合地纠集在一起而设下的一个陷阱，制造的一个悖论，打下的一个死结。

表面看来，对立者只有洋人与清廷两方，实际则分别为四个错综复杂的层次，除洋人与清廷外，还有士大夫与百姓。

这四个集团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观点与利益，都希望通过曾国藩而获得利益的最大化，稍不如意，他就会成为众矢之的。

也就是说，指向他的四种力量，除了希冀与索取外，没有哪一种会去理解他、支持他、帮助他。

曾国藩不可能让所有敌对集团全部满意，也不可能置某一集团的利益全然不顾，这就决定了无论天津教案处理结果如何，他都免不了要成为祭坛上的一只“替罪羊”

。

曾国藩受命临行前，又一次写好遗嘱。

到达天津后，明知凶多吉少、事不可为，但仍周旋于各方，尽可能地凭一己之力，妥善解决争端。

经过一番调查了解与案情审讯，他很快写出了一份完整的调查报告，指出并无教堂拐骗丁口、挖眼剖心、诱污妇女之事：“杀孩坏尸，采生配药，野番凶恶之族尚不肯为。

英法各国，乃著名大邦，岂肯为此残忍之行？”

并详细分析了之所以产生种种谣传的原因。

在此基础上，曾国藩顶住法国公使要求处决府县抵命，清廷严厉催逼及凶手或藏匿难缉或无人招供等多重压力，做出了自己的判决：府县张光藻、刘杰革职发配；判处二十名凶犯死刑，二十九名充军流放；赔偿（包括抚恤）白银四十九万七千余两；派特使前往法国道歉，表示中国愿与之“实心和好”

。

议结方案一经公布，举国上下顿时一派哗然。

法国提出的条件打了折扣，国内不满，甚而至于想调兵前来重理教案，只因普法战争爆发，分身无术，才勉强接受；清廷虽认为“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但为了取悦国人，不得不摆出一副强硬姿态，造成一种朝廷似乎对曾国藩的方案持有异议的假象；老百姓则大骂曾国藩为“汉奸”

“卖国贼”

；士大夫一个劲地攻击不已，特别是那些“清议派”

，更是不依不饶，主张严惩曾国藩以谢天下；还有人写出一副对联讥讽嘲笑曾国藩：“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三年早死是完人。”

那些诋毁他的天津士民以及贬斥他最甚的湖南同乡，皆属不知外情内形，跟着瞎起哄而已：“津人毁之，湖南尤毁之，及询以津事始末，无能知之者。”

其实，曾国藩要做一个民族英雄并不难，他本是一个血性之人，也可以将洋人抗议置若罔闻，不问青红皂白地慷慨激昂，振臂高呼，激发广大民众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怀，号召国人“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

如果曾国藩这样做了，肯定会成为舆论与清议中的民族英雄。

他知道这样做给个人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可他不愿“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累”

，是以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的无畏与担当，化解了一场危机与战争。

曾国藩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清朝，刚刚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平息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国力之孱弱已达至极点，一旦与洋人开战，并且是七个西方强国，其结果会怎样？必定是“全局瓦裂”

，分割成西方列强的一块块殖民地。

况且天津教案的主要过失在于中方，曾国藩只能在诸多不利条件下减少损失，争取更多的民族生存与发展空间。

天津教案之爆发，过失虽有多少、大小之分，但责任在于教会、暴民、天津官府、西人四方。

可一等曾国藩到达天津，情势立即发生逆转，中外焦点全部聚集于他一身，应负责任的四方都可诿过，本无半点干系的他，似乎整个教案由他一手操纵造成，得承担来自方方面面的所有愤怒与指责。

一番赤诚努力不仅没有换来赞赏与理解，反而成为千夫所指，审判席上唯一的受审对象。

弄得追求道德完美的他也仿佛真的犯下一桩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不得不灰头灰脸、诚惶诚恐地公开承认自己“举措失宜，悔憾无及”

。

在私人信件中，除引咎自责外，他更担忧的则是未来时局：“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