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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国破山河在02（第2页）

其实，所谓的宗藩关系，只是清朝与琉球、越南、朝鲜之间的事情，在多国、多元、多极的近代国际关系格局中，其他国家并不承认这种关系。

如果中国完全放弃古已有之的宗藩关系，承认其独立，那么日本、法国对琉球、越南、朝鲜的占领，便是对一个拥有主权国家的侵略与干涉，这一挑战国际法的粗暴行径，必将招致西方列强的强烈反对乃至武力干预。

正因为清廷撑着一顶破烂不堪的“保护伞”

，也将自己推到了欲罢不能、无法抽身的尴尬境地。

法国侵略越南，清廷在马尾海战失败、澎湖失守、台湾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就有无数好战派仅凭一个镇南关大捷冲昏头脑，陶醉在彻底征服法国的美梦之中。

其实，镇南关大捷并非以正面作战的方式，而是凭着有利的地势，以几万清兵攻打几千法军，才在中国近代史上取得了这次少有的胜利。

法国费茹理内阁虽然因此而倒台，但另一新的内阁政府会吸取教训，调整战略，增派兵力，增加后援，以中法两国实力之悬殊，战争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将不仅失去藩属国越南，还将失去云南、广西、台湾乃至更多的领土与利益。

于是，李鸿章见好就收，以胜利为筹码，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放弃了对越南的实际控制权。

宗藩关系是中国在封闭的环境中与周边国家形成的一种并非平等的特殊关系，随着清廷的对外开放，中国作为一个普通国家逐渐融入国际大家庭之中，宗藩关系的解体，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倒是越南、朝鲜等国因自己的藩属国地位感到羞辱，一直寻求摆脱中国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

法国、日本的入侵，便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这种谋求与努力。

如果说李鸿章在琉球、越南问题上显得消极而保守，而对朝鲜，则自始至终采取了积极介入、全面干预的政策。

1885年11月，李鸿章命袁世凯“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

精明能干的袁世凯到达朝鲜后，用尽一切办法加强、扩大宗主权利，外交内政全面“与闻”

，并以“监国”

自居，盛气凌人地对国王发号施令。

结果招致朝鲜民众的极大反感，民族独立倾向愈演愈烈，早已垂涎觊觎朝鲜的日本政府，利用这种情绪与倾向，对朝鲜不断渗透扩张，企图取代中国。

中日之争势在难免，从不“轻言浪战”

的李鸿章不得不违心地放弃一贯主张的求和平环境、图复兴大业的长远战略，为大清帝国的虚幻地位与“面子”

，进行一场影响深远的惨烈战争。

五

当年已衰迈的李鸿章回顾自己一辈子走过的艰辛坎坷时，曾不无悲凉地说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

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不知里面是何等材料。

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

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所言，虽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但也道破了诸多事实真相。

他就真的像一个“裱糊匠”

，哪里出了漏洞，都要他去糊去补。

而狂风暴雨一旦袭来，表面的华饰被揭破，旧屋变得更其千孔百疮，“裱糊匠”

自然也成了众矢之的。

甲午战争失败，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了李鸿章一人头上，因为是他创建的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作战失利，是他的北洋陆军弃守平壤一败再败，致使日军深入东北三省及山东境内。

可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可看到中日甲午之败，是近代中国的一次全面性大溃败——不仅是清政府的失败，也是故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与顽冥不化的国民性的失败。

李鸿章苦心经营，好不容易建成了一支亚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八的近代化海军。

可当时执掌清廷财政大权的户部尚书翁同龢因李鸿章在曾国藩幕府时起草奏章，弹劾弃城逃跑的兄长翁同书，便长期记恨在心，结果私仇公报，以部款支绌为由，奏请停购海军船械，裁减海军人员。

而慈禧修建颐和园花银三千万两，其中前后挪用的海军经费，最保守的统计数字也超过了四百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