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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 国破山河在02（第3页）

光绪十四年（1888年）以后，清廷不仅不允许北洋海军添购新船，就连弹药也限制购买。

以致甲午海战爆发，北洋海军最大的铁甲舰定远舰上配置的十寸巨炮仅只一枚，镇远舰只有两枚，其他小口径炮弹也十分奇缺。

与之相反的是，居安思危的日本不仅皇室拿出积蓄，普通百姓也节衣缩食地积极捐款购买军舰。

至光绪二十年，双方的海军实力发生逆转，结果日本后来居上。

武器在战争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并非决定性因素。

北洋海军战败，可以归咎于战舰陈旧、弹药不足，而北洋陆军则配备有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的新式大炮，武器装备一点也不逊于日军，而失败则甚于海军。

两军稍一交锋，就一败再败，什么都不顾及地溃退逃命。

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德皇请他阅兵，当他见到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德军缓急有序地变化阵式时，情不自禁地说道：“我如果能有这样的十个营，甲午一战就不会败给日本。”

可是，李鸿章做得到吗？

也不是没有这样的努力，北洋海军建军之初，在聘请的中国海军总教习、英人琅威理的操演训练下，很快就与国际接轨，变得整齐可观。

醇亲王视察北洋海军后很是满意，赏琅威理提督军衔。

可是，琅威理那不留情面的西方式严格要求与管理，招来了海军官兵的普遍不满与非难，在一次升旗事件中遭排挤，琅威理不得不愤而辞职。

琅威理一走，督责训练无人，北洋海军顿时纪律涣散，不事操练，慵懒堕落，以致中日黄海海战爆发，连一个编队都无法完成。

士兵整体素质低下，缺少忠勇血性，缺乏战斗力，并非操练所能解决。

而战争的胜负，更是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

在甲午战争最为紧要的关键时刻——辽东半岛沦陷，奉天告急之时，清廷却在庆祝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下令大赦天下放假三天。

上上下下，到处都是一派歌舞升平，哪来半点战争影子？原来，慈禧太后五十寿诞正值中法越南战争没能好好庆贺，这次要特别加补，凡令“老佛爷”

不高兴的事情一律不准奏报！

就在李鸿章以北洋海军、淮系陆军与日军作殊死之战时，清廷的其他两支海军——南洋舰队与粤洋舰队，还有全国各地的其他陆军部队都作壁上观，不仅没有参与其中，部分同僚还暗中掣肘，一个劲地攻击李鸿章。

李鸿章曾催调南北两路援军，或因故意拖延，或因交通受阻，都没有按时到达。

他还奏请调拨南洋四舰相援，连光绪皇帝都准旨了，一向与李鸿章不和的张之洞却以船朽人庸为由不肯派船。

李鸿章知道他“不肯为北洋一臂之助”

，只好长叹一声作罢。

对此，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一书中犹愤愤不平地写道：“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既有之，亦空言而已。”

也就难怪西人说“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

作为政敌的梁启超走笔至此，情不自禁地赞道：“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对日本的后来居上，李鸿章自然心知肚明，战争一开，不仅是军事之争，也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大比拼，日本经过明治维新，锐意改革，方方面面已领先中国。

因此，他极不愿意与日本开战，先是通过英俄两国出面交涉未果，后想通过谈判做出一定的让步避开这场战争。

然而，光绪皇帝与主战派不允，他只好由“避战求和”

变为“以战求和”

。

开战之初，世界舆论普遍看好中国。

有备而来的日本围绕制海权制定了可攻可守、可进可退的三种作战方案：消灭北洋舰队，与清军在直隶平原决战；无法歼灭北洋海军，只以陆军进攻朝鲜；海战失败，则以陆军主力守卫日本本岛，以防清军登陆来袭。

相较而言，因李鸿章一味主和，未能作好相应的战争准备，连一个专门的作战指挥机构都未成立，没有统筹全局的战略指导与作战计划，没有近代化战争必备的后勤运输保障，基本是因应于日军的进攻而穷于应付、被动作战。

战争中，李鸿章苦心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兵一退千里，不仅没有保住藩属国朝鲜，就连本土也受到了日军的大举侵犯，大连、旅顺相继失守。

仗如果再打下去，只能是丧失更多的土地，连京城也难以自保，绝不可能出现转败为胜，将日军赶出中国、赶出朝鲜、赶回本岛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