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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3页）

，“内有愁怨”

，谈何出兵抗金、收复河山？因此，朱熹主张先修内政，治国安邦，再图恢复大计；他有着强烈的士大夫思想意识，也对生活在底层的普通农民怀有深深的同情，强调以农为本……

在《朱熹行状》中，有两则儿时纪事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在父亲朱松的指导下，朱熹八岁开始阅读《孝经》与《孟子》。

他对《孝经》一读就通，父母的颠沛流离、舐犊情深给他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他情不自禁地在《孝经》上握管题字：“不若是，非人也！”

他对《孟子》也是爱不释手，并产生了想做“圣人”

的念头，且立下鸿愿，为达到这一看似遥不可及的目标，一辈子奋发精进不已。

立志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功名成就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朱熹的天赋并非格外超拔，如果没有做“圣人”

的强烈渴望与内在动力在胸间鼓**、鞭策，他能否兼收并蓄，不断超越自己，达到今日我们所知的成就，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而对《孝经》的肯定与接纳，则成为朱熹将理学推向社会实践的出发点与重要基础。

朱熹十四岁那年，父亲朱松在寓居地建瓯病逝，朱熹的人生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折，学问也由此而迈向一个新的起点。

朱松临死前，将家事托付给崇安（今武夷山市）的刘子羽，将儿子的教育托付给崇安另外三位道学密友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

刘子羽将朱熹母子接到崇安五夫里，提供一座五开间的旧楼给他们居住。

朱熹将此楼称为紫阳楼，并以“紫阳”

自号。

正是在这座紫阳楼内，朱熹开始了受学于胡宪、刘勉之与刘子翚的学习生活。

位于崇安城南的武夷山，成为三位先生讲学的天然学堂。

朱熹与武夷山的缘分由此而拉开了帷幕，他在这里接受了比家庭童蒙教育更正规的四书五经儒家教育，为一生的学问发展走向奠定了全面而扎实的基础。

武夷三先生全都崇尚二程理学，于是，朱熹怀着异乎寻常的虔诚崇拜之心，开始研读程颐、程颢的著作。

但三先生又不止于二程理学，他们都援佛入儒，胡宪、刘勉之对禅宗的参悟，刘子翚对佛教的止观都有专攻，他们对道教思想也有所吸收，三先生的经学——《易》《大学》《中庸》三学最具释老气息。

影响所及，朱熹对佛教与道教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后来以《易》《大学》《中庸》的主要依据建立生平学问大旨及理学体系的逻辑构架，正是得益于武夷三先生的开导与启发。

朱熹自绍兴十三年（1144年）求学于武夷三先生到庆元六年（1200年）逝世，除担任地方官员七年，在朝廷任焕章待制兼侍讲（为宋宁宗讲解《大学》）四十天外，其余近五十年时间，无不汲汲于学问，或求学他人，或刻苦研究，或切磋辩论，或收徒授课，或著书立说……

武夷三先生对朱熹的教育，我以为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为他提供了一种开放的心态和开放的知识体系，除儒学外，并不排斥其他学说与学派，而是敞开胸怀，大胆吸纳，主动接收，为我所用。

朱熹自从结识道谦禅师后，又开始访禅问学，出入佛老，花了十多年时间，直接从佛经道书和禅师那里吸取知识营养。

禅学与理学两股相反相成的力量在他胸间激**、消长、交融，终于把他推上了心学之路——以心观心，以心会理，吾圣合一。

然而，从小就打上了儒家入世精神的朱熹，不可能完全彻底地遁入佛老之学，无法练就一副超然物外、超凡脱俗的仙风禅骨，因此，后来逃离佛禅，归返儒宗，也就在所难免。

然而，朱熹对佛老之学的长期浸润与钻研，使得他变得丰富而博大。

如果没有对佛学的执着与痴迷，没有出入其间的深刻体会，他所构建的理学体系，将缺少一股原初的鲜活力量，缺少极有分量的佛老组成部分。

朱熹从事学问之路，乍看起来，似乎十分简单，而内心却经历了一条漫长的炼狱之路。

自师从武夷三先生及道谦禅师后，又以“而立之年”

恭执弟子之礼，拜理学家李侗为师，开始了经学、理学的构思与孕育，由“以心会理”

到“即事穷理”

。

李侗死后，朱熹除失师之痛外，更是陷入欲求学问之突破与出路而不得的彷徨与苦闷。

经过长达六年的探索，在声色俱厉的挞伐佛老之学中，他终于挣脱了蚕茧的束缚，完成了逃禅归儒，由“主悟”

到“主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