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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思想家的火光（第4页）

，再到“主敬”

的艰难历程。

朱熹学术体系形成之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可资论敌攻击的漏洞与把柄。

朱熹闽学的成熟与练达，是不断辩论、不断切磋、不断探讨、不断充实的结晶。

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论争，便是对张栻湖湘学的清算，在长达四年的辩论中，他由致力于修养方法、认识方法的探讨，转向本体论及宇宙观的哲学层面，使得朱熹理学体系得以基本确立。

而后，又有与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人的寒泉之会、鹅湖之会、三衢之会、观音寺之会、白鹿洞之会、浙东角逐，不同学术流派间的相互探讨、交流、论争乃至批判，促成了朱熹主要著述《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共同编辑）的完成，其理学体系也日臻完善。

令朱熹没有想到的是，在论辩与说理的风雨中成长、成熟的朱子学说，会在七百多年后遭受一场不容置喙的猛烈抨击。

那暴风骤雨、电闪雷鸣的阵势，若是当年的他亲眼得见、亲身经历，恐怕不仅不能激发灵感，完善学说，反而会在人格的侮辱与学问的践踏中失去继续存活的理由、勇气与信心。

三

简略地叙述了朱熹的人生经历及学说的形成过程，现在该说说他所创立的理学内涵了。

朱子理学博大而精深、理性而思辨，非三言两语所能道明，即使道明，也显得抽象而枯燥，给普通读者带来一定的阅读障碍。

然而，朱熹人生精华、伟大成就与显赫地位的落脚点，就在于他那兼收并蓄又卓然独创的朱子学说，因此，对其历史渊源、发展衍化、主要内涵，我不得不进行一番梳理与概述。

当孔子以增删、编订、整理经书为手段，将具有宗教性质的原始儒学改造为积极入世的世俗儒学后，又由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将儒家定于一尊。

从此，儒学从诸子百家中一跃而成为一枝独秀的显学，占据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心地位。

由原初的宗教儒学到孔子的世俗儒学，再到董仲舒的政治儒教，儒学发展停滞，故步自封，日益僵化。

当佛教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后，儒学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主导地位受到动摇，逐渐走向式微与衰落。

理学又称道学，是儒学的继承与发展，是“儒学对佛教思想的挑战，有了一个创造性的回应”

。

理学家们的努力，就是给传统儒学注入新的内容与活力，挽回伦常扫地的衰颓世风。

如果说道教是回应佛教，并以佛教作为参照模拟系统而创立的一种本土宗教，那么理学也是在佛教的刺激下，吸收某些佛教思想而对传统儒学所进行的一种改造。

通过朱熹的求学经历，可知早在他建立庞大而严谨的朱子学体系之前，理学就已形成并广为传播。

所谓理学，是在宋代产生发展，以抽象性、思辨性的哲理来论证儒家伦理的学术思潮。

理学萌芽于北宋时期，周敦颐融佛道于儒学，成为理学最初的创始人之一。

只有当张载完成《正蒙》一书后，传统儒学这才真正称得上有力地回应了“佛教思想的挑战”

。

《正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罕见的专讲哲理的著述，张载以传统的经验主义方法，对存在进行了系统论的探索。

后起的二程，也就是程颢、程颐兄弟曾师从周敦颐，程颢撇开佛教中的信仰主义，尽可能地将其纳入儒学轨道，使得传统儒学发生变异，具有了哲学抽象的规范化与原则化成分。

弟弟程颐继续兄长的探索，认为心就是性，性就是理，理就是道，形成了较为粗疏的天理论。

二程为河南洛阳人，他们的学说也称洛学，当时的影响，仅仅局限于中原一带。

而朱熹诞生时，理学已在福建，特别是闽北有了广阔的“市场”

。

这主要归功于一批过渡性人物的传播与弘扬，后人常常提及的闽学先驱主要有三人——将乐人杨时、沙县人罗从彦、延平人李侗，因他们的出生地皆属当时的福建南剑州，也就有了“南剑三先生”

之称。

三人中最早携理学入闽的开创性人物为杨时，据说他在河南颍昌拜程颢为师，学成辞归，老师出门相送，不由得说道：“吾道南矣。”

程颢说出这么一句带有预言性且常被引用的话来，说明他的确具有哲人睿智的穿透性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