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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第2页）

这与严复从前接受的传统私塾教育不仅形式有别，而且内容全为当时国人所不知晓的西方自然科学。

五年船政学堂学习生活，展现在严复眼前的，是崭新的学问与广阔的天地。

十二岁至十七岁，正是人生初步定型的重要时期，严复资质聪颖，加之父亲之死所受世态炎凉的刺激，因此学习特别用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在与传统国学的对比中，严复经受西方文化的洗礼，由惊奇仰慕到学习吸收，对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有了初步的了解与认识。

1877年3月31日，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的第一批欧洲留学生，从福州马尾港出发，前往英国学习。

同行的有刘步蟾、萨镇冰、林永升、方伯谦、叶祖珪、林泰曾、何心川、黄建勋、蒋超英、罗丰禄、林启颖、江懋祉十二人，他们都是马尾船政学堂后学堂的优秀毕业生。

1877年9月，严复、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六人通过考试，进入英国皇家海军学院深造。

1878年6月，他们以优异的成绩结束课堂学习，所不同的是，方伯谦、何心川、林永升、叶祖珪、萨镇冰五人上英国军舰学习，严复则另外安排在格林尼茨海军学院再学习一个学期，以便回国后胜任海军教职。

将严复确定为教职人选，自然是他平时成绩优异与表现突出的缘故，也与一个重要人物——郭嵩焘的极力推荐密不可分。

严复敏锐的思想与广博的才学，深得清廷第一任驻英大使郭嵩焘的器重。

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但在许多问题上却有着相同的见解，于是，他们很快成了一对来往密切的忘年交，在心灵深处将对方引为知己与知音。

郭嵩焘去欧洲各地访问时，也将严复带在身边，使得他有机会见识了巴黎天文台、下水道、卢浮宫、凡尔赛议政院、万国博览会等许多欧洲文化结晶。

郭嵩焘思想深邃，对洋务派仅将“船坚炮利”

视为国家强盛之途深感怀疑，认为只有掌握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才是真正的强国之本。

这种独到的见解，在当时来说可谓凤毛麟角。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从西洋国家“君民兼主国政”

的民主政治优越性出发，批评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第一个对中西哲学思想、政治伦理观念进行比较研究；针对欧洲教育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关键作用，力言教育为急务，主张多派留学生，大规模学习西方……郭嵩焘的这些“超前”

思想，在铁板一块的封建专制统治下，自然难以引起共鸣，也无法得到统治者的采纳，但它们却深深地感染了严复，潜移默化地融入他的灵魂与血肉之中。

担任海军学堂教习、从事海防教育、培养海军人才这一安排，对严复日后的发展至关重要。

这既决定了他将继续学习更为精深的海军专业知识，也为他进一步观察西方社会，研究西方社会科学提供了便利与可能。

如果严复像其他同学那样成为一名出色的海军指挥官，驾驶战舰驰骋在辽阔而蔚蓝的海洋，日后将不可能从事理论研究，大规模地翻译、传播西学；并且在晚清腐朽的体制束缚下，不论个体生命如何卓越，也难有大的作为，等待着严复的，必将是与其他同学类似的悲惨结局——甲午海战中要么战死海疆英勇殉国，要么投降日军终生羞辱。

在留英的两年多时间里，严复一直研习阅读。

享有世界声誉的近代思想家大多集中在英国，法国著名思想家的主要著作也有英译本，严复后来翻译，在论著、演讲中提及的众多英文著作，当时多已出版。

他经常穿着格林尼茨海军学院的学生服，在图书馆埋头苦读，广泛涉猎社会科学，研读了大量对西方社会、文化、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文著作，倾心于亚当·斯密、孟德斯鸠、卢梭、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理论学说。

二

严复留学归来，先在母校福州船政学堂当教习，次年调入李鸿章创办的另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担任总教习（即教务长），后出任该校校长。

此时的严复，可以称得上是一名西方文化的饱学之士，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达到了时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然而，严复对科举却情有独钟，儿时的传统教育及古老中国的社会氛围都希望严复对自己、对家人、对祖宗有一个交代与“说法”

。

这种交代与“说法”

，千百年来似乎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升官晋爵的资本，进入士大夫阶层。

虽然长期浸润在西方文化之中，可受传统文化的**与制约，严复也未能免俗，他的内心深处，急切渴望得到这种社会与世俗的承认与肯定。

1885年，堂堂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跑回福建参加“乡试”

。

这一举止在后人看来似乎滑稽可笑，但严复却是认真而虔诚的，并且充满深深的期望，可等待着他的结果，却是落选！

只有“乡试”

考中举人，才有资格参加“会试”

；连个举人也考不上，自然与进士无缘，离闪耀着七彩光环的什么“状元”

“榜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