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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第11页）

“他日中国果存，必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决不在今日之新机……”

严复认为一个国家可以模仿他国的物质文明，但立国精神不能“乞灵他种之文明余唾”

。

此时的他，视“四书五经为中国最富矿藏”

，撰文鼓吹“以儒教为中国国教”

，奉“孔子为中国救主”

，与早期对孔子儒教的猛烈批判形成鲜明对照。

严复的这种转变，与袁世凯欲行封建帝制的前奏自然有着一定关联。

1912年，袁世凯宣布“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

，下令恢复孔教。

1913年9月13日，北京举行癸丑仲秋丁祭的祭孔活动，严复在国子监发表公开演讲，标题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讲义》。

他还在中央教育会发表《读经当积极提倡》的演说，突出强调学习四书五经的重要性，为袁世凯的“尊孔读经”

推波助澜。

当年8月，严复与梁启超、夏曾佑等人联名上书国会，要求在宪法中将孔教明确定为国教。

严复这种与早年判若两人的具体表现，以他心高气傲、不随流俗、直言不讳的个人品性，我们不能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曲意奉承、依附袁世凯，或是归结于越到老年便越趋保守之类的结语。

严复做着这一切，并非他人所逼，而是出自本心，干得十分积极而投入，且充满着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道义感。

严复晚年的个人思想与转轨，学界似乎已达成了一种大家认可的模式，那就是早年激进，晚年保守，从孔孟开始，绕了一个大圈，终又回归孔孟。

这种分析论述固然有着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我们继续探讨掘进，就会发现严复的一系列重大转变，自有其个体的与社会的合理性。

他的思想，前后看似分野悬殊，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只是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别而已。

他的复归孔孟，并非简单的皈依，而是深入探究的结果。

如果说在英国留学时他就开始中西比较，认真而深入地探索富国强民之道，那么回国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后，他的个人探求便一直没有止步。

这种中庸也反映在他的个人性格之中——优柔寡断，不做决绝之事。

作为“筹安会”

六君子之一，严复很大程度上是在杨度的鼓动下被迫加入的。

袁世凯称帝急需社会名流支持与捧场，时人眼中的大名流仅有三人——章太炎、梁启超、严复。

章太炎正被袁世凯软禁于京，梁启超与袁世凯有所谓戊戌告密的血海深仇，唯一可以拉拢的，只有严复一人。

袁世凯大儿子袁克定前往试探，结果碰了个软钉子。

杨度三次前来拜访，当严复弄清其本意后，第四次前来时，便托辞不见。

当天夜晚，杨度派人送来一信，说非由严复作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不可，这是袁世凯的指令，如果坚持拒绝恐怕不好，并说已经替他签名，明天就要见报了。

严复虽然认识到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及不可为之，但他用软硬兼施的手段迫使严复就范，在潜逃无门的情况下，他只有保持沉默，听之任之。

更何况，他与袁世凯有着近三十年不错的交情，碍于情面，也不好一下子撕破脸皮，只好采取明哲保身、虚与委蛇的态度——闭门谢客，深居简出，凡与筹安会有关的活动，都称病缺席。

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七天，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极力反对帝制复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

袁世凯环顾四周，认为只有严复出面撰文，才能驳倒梁启超，以达“正本清源”

之奇效。

他派亲信给严复送来一张四万元支票，请他写文章驳难，严复当时想也没想便予退回。

洪宪帝制在全国人民的一派反对声中结束，袁世凯一气之下卧病不起，病逝于新华宫。

严复认为袁世凯的失败，并非帝制自为，而是“就职五年，民不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