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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第12页）

之故。

他仍表示，共和万万无当于中国，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在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中，严复写了一首《哭项城归榇》以作悼念，然后就完全退居政界之外，沉浸于整理国故、批点《庄子》之中。

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地关注着社会现实与世界变化，当欧战、内战爆发之时，他又著文评议。

“投老还乡一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

精神追求的执着与社会现实的残酷，加之病情不断恶化，风烛残年的严复，在日益痛苦的折磨中，淡漠政治，洞穿人世，心绪显得十分迷惘、灰暗而悲观。

他在致熊纯如的一封书信中写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

从前所喜历史、哲学诸书，今皆不能看，亦不能看，亦不喜谈时事。

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

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

其中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

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

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

而遗嘱的最后一条，更是令后人深思不已：“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

己轻群重，与他早年所追求的西方民主、自由似乎圆凿方枘。

此时的严复，早年那种血脉偾张、激进图强的豪迈，已是他生命中十分遥远的童话。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郎官巷故居终于走完了他那伟大而光荣、复杂而沉重的生命旅程，享年六十七岁。

当年的严复，确曾走得很远很远，即以今日视之，某些方面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与超前性。

他在分析中国国情特征时曾经指出，中国尚处于宗法社会阶段，强烈的排他性遏制了文明之机的浸入与长成，从而导致民智低下，民力不振。

他据此有力地反驳康有为只需三年变法中国即可富强的观点，认为变革于中国之艰且难，除民众的德、智、力须大力推进外，还须破小人把持之局，抑侥幸之门，万众一心奋斗几十年，方能出现新气象。

严复的这些言论在当时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全都沉浸在一派过于乐观的气氛之中，以为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转瞬之间就可诞生在世界的东方。

几十年过去了，近百年过去了，当我们从是非恩怨、曲折徘徊的历史迷宫中走出，回首严复当年的启蒙之路，这才发觉他曾经推崇并期望过的东西，直到今天，仍没有完成，没有实现，甚至不具备施行的条件还在原地兜圈子，特别是某些方面，不仅没有进展，反而萎缩了、退步了，甚至走向了它的反面。

作为一位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晚年对君主立宪制度的推崇，对儒家孔孟之道的回归，绝不是在“中学”

与“西学”

这两极对立之间的简单往返，而是对中西文化的重新估定与评价，不由得引发我们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现实的深切忧虑。

如何建立一套不以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为旨归，而是适合中国土壤的自我评价标准体系，从而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推动社会转型及现代化发展，依然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课题，一道难以超越又不得不超越的标高。

正是从这样的角度与意义而言，严复的深刻与探索至今仍未过时。

平心而论，我们对严复的研究一直不够深入，直至今日还受着某些固有成见的约束。

严复终其一生，都在不断追求，努力探索，他一直寻找着的，是一种既高于中国传统文化，又优于西方近代文明的高级文化模式。

这一虽然没有实现的文化模式，不仅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发展方向，也是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追求的美好理想。

因此，只要我们的现代化转型没有彻底完成，民主机制没有真正建立，自由的期许并未全部兑现，严复就永远也不会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