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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 弱肉强食的危机与适者生存的图强（第8页）

也不如？不仅是不如，而是相差甚远呵！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严复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治制度的不同——中国实行的是专制统治，英国属立宪政体。

专制政治摒弃广大民众参政议政，老百姓只是官僚机构的苦力与工具，他们漠然政治，远离时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上下离心，政治因此变得越来越糟糕。

而西洋各国的立宪政治、民主政治，上有议会代表之制，下有地方自治之规，官民一体，齐心协力，“合同为治，于以合亿兆之私以为公”

。

两种体制，孰优孰劣，立时可判。

与此同时，严复还经常到英国法庭参观了解，每每看到庭审时的精彩辩论，想到中国县官老爷升堂办案，所谓一言九鼎的弊端，他就感到深深不安，喟然长叹不已。

由英国的律师辩护、陪审制度等司法审判程序，严复渐渐悟出良好的法制，也是西方各国繁荣富强之由。

一番长期观察，苦苦思索，严复从历史观、伦理观、政治观、民俗观、学术观、自然观等诸多方面对中西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比较，他在《论世变之亟》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道：“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尊亲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

认识到中西差异，洞悉到自己不足，要想图存，唯有变法一途可取，舍此别无他法。

于是，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兴民德”

的著名救国理论。

他认为“此三者，自强之本也”

。

鼓民力，就是加强民众的体格训练，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首先必须做好两件事——严禁鸦片、禁止缠足；所谓开民智，必须废除八股，提倡西学；而兴民德，就是要创立议院，反对专制集权，让人民共举国君，共商国是。

只有每个人的素质提高了，主观能动性发挥了，才有群体和国家的富强。

严复早在19世纪末的“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等改造民族素质与社会文化机制的论断，已经非常接近“五四”

时期对西方科学与民主的认识水准了。

严复兼通古今、学贯中西、融会内外，又有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的亲身经历，其识见不仅远远超出过去的洋务派代表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容闳等人，也超乎当时鼓吹西学的名流如康有为、梁启超之上。

像这样对中国文化起着重大影响的媒介人物，古有玄奘，后有严复。

玄奘带来了印度文化，严复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精义，他们两人的一个共通之处，就是使得中国的思想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超出了原来的、固有的传统视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强劲的活力。

就连非常自负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也对严复敬佩有加：“像严先生这样伟大精深的学者，全世界至多只有二十位。”

严复所置身的时代，正是风云激**的社会剧变时期，所谓“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

“三千年一大变局”

也。

严复在理性上深刻地认识到西方之长，中方之短，似乎也找到了改造的良方；然而，在个人情感上，他怎么也摆脱不了传统文化的束缚与制约，特别是在具体操作与实践层面，有着一种深深的依恋与认同，难以割断与过去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纽带。

严复的内心，也就时时处于一种灵与肉、古与今、中与西、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光明与阴暗、激昂与消沉的矛盾冲突之中。

就个体生命而言，回国后的严复，特别是甲午战争之后的严复，在内心不断的痛苦撕扯与难以挣脱的怪圈中，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也不滋润，用煎熬痛苦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严复最初对传统“四书五经”

的攻读，仅为科举作准备，回国后虽多次落第，仍乐此不疲地醉心其中，有着难以挣脱的“科举情结”

。

只因身受其害，才著文予以抨击。

如果他是一名获利者，态度又会怎样呢？即使反戈一击，当光绪帝采纳设置经济特科这一变相的科举选才制后，严复受到几个官员的推荐，得到皇帝的批复，便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