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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2页）

，像陈千秋那样自动退出学海堂，“遂执业为弟子”

，成了康有为的第二名学生。

康有为开设的讲学内容——“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

——于梁启超来说，简直就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彻底改造，他认为自从“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

先是陈千秋，然后是梁启超，此后又有翁同龢、光绪帝，以及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朝廷大臣，在康有为的感召下成为维新变法的骨干与生力军。

可见康有为身上，的确有着一股强大的磁铁般的吸附力。

当然，即使神灵也非万能，康有为也常被那些无法进入其磁场的顽固守旧人士视为“癫狂”

，称作“疯子”

，骂为“叛逆”

，时时受阻，事事受挫。

可以想见的是，如果没有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的人生，不外乎循着千百年来一以贯之的轨道，在旧学的迷宫中兜圈子，经由科举之途捞个一官半职，成为封建官僚机构中的一颗“螺丝钉”

。

然而，康有为如一道炫目的闪电出现在他的眼前，于闪电所照耀、指示的学问之真谛，梁启超无法回避，也不可能放弃。

这既是一种偶然与幸运，也是一种必然与宿命。

他不得不听凭心灵的召唤紧急转向，让那神奇的酵母在他的身上不断发酵，催化出矫健生命所必需的丰富养料。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一学就是四年，度过了一段相当重要、富有意义的青春时光：他每天记下康有为的讲义，“一生学问之得力”

皆有赖于此；康有为创作《公理书》《大同书》等著述，常与陈千秋辨析入微地商榷不已，梁启超在一旁默默“听受”

，获益匪浅；此后，康有为撰述《新学伪经考》，梁启超帮助校勘；又著《孔子改制考》，他则从事大量的“分纂”

工作……

1895年2月，梁启超虽然结束了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活，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一直是康有为思想上的服膺者与政治上的追随者。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与有力助手，梁启超帮忙做了许多事情，分担了大量工作。

比如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

，康有为于一天两夜匆匆草就的长达一万八千多言的《上清帝第二书》，便主要由梁启超誊抄，然后又帮着联络、组织在京举人签名；他积极参与创办强学会、南学会，先后担任《中外纪闻》《时务报》《知新报》等报主笔，用那支生花妙笔全面而系统地论述维新变法思想，对洋务派的专注练兵与购置机械等不知本源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主张从“根本”

上进行变法，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1897年10月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聘，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为维新变法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和骨干力量，蔡锷、唐才常、林圭等出色人才，全出自时务学堂，十多年后他曾自豪而伤感地回忆道：“当时学生四十人，日日读吾所出体裁怪特之报章，精神几与之俱化。

此四十人者，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

百日维新期间，他以六品衔专办译书局事务，虽未担任重要职务，但许多重要的变法奏折大多出自他之手，被康有为倚为左右臂膀……

自“公车上书”

起，梁启超的天才与勤奋、踏实与能干、宣传与主张不仅赢得了康有为的赏识与器重，也开始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特别是《时务报》上连载的政论文章《变法通议》，更使他声誉鹊起，“名重一时，士大夫爱其言语之妙，争礼下之。

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

。

作为戊戌变法的纲领性文集，《变法通议》不仅达到了开发民智、启迪民众之功效，在维新变法过程中，也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1898年7月3日，光绪召见梁启超，命他呈上《变法通议》，此后光绪皇帝颁布的一百多道变法条令，便时时闪现着《变法通议》的“影子”

。

二

尽管成名作《变法通议》给梁启超带来了极大影响，声誉直逼乃师，渐被人们称为“康梁一体”

，但他宣传与论述、阐释与发挥的，不过是康有为的政见与思想，尚未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几乎完全笼罩在康有为的光芒之中。

戊戌变法失败，年仅二十五岁的梁启超仓皇出逃，侥幸得脱，抵达日本东京后，为安全与方便起见，给自己取了个日本名字——吉田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