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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3页）

不久，康有为经香港辗转而至，经过一番戏剧般的逃亡历程，师生俩在异国他乡重逢，不禁热泪盈眶、感慨万端。

康有为告知梁启超，他在广东新会的老家被抄，一乡人奔走逃难，宗亲中一孕妇突遭惊吓竟至堕胎而死，所幸其父、其妻已携全家逃至澳门。

师生俩惨遭劫难，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坚定了君主立宪的政治目标。

有家难归，有国难回，便将目光与行动放在海外，与世界各地华人联系，尽可能地争取广大华侨与国际友人的支持。

日本自明治维新三十年来，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已由一个不甚起眼的蕞尔岛国跻身西方列强行列。

梁启超置身其间，目睹并感受着日本的先进与发达，深受刺激，更加坚定了奋发图强的意志与信心。

经过近半年的学习与努力，他终于攻克了日文这道“难关”

，开始阅读大量翻译成日文的西方著作。

中文译著偏重于西方兵学与工艺，而日本则“广求智识于寰宇”

，政治、哲学、宗教、经济、文化等，几乎无所不译，无所不备。

梁启超发现了一个在国内无法想象的西学宝库：“其所译所著之书，不下数千种”

，“皆开民智、强国基之急务也”

。

他像一个饥饿之人，开始忘乎所以地大嚼大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

坏事变成了好事，逃亡反让梁启超眼界大开。

以日文作“拐杖”

，他漫步于人类先进文明绵绵不绝的知识山峰。

日文译著、西学宝典，成为继康有为之后又一新的“酵母”

，引导他开始一番新的探索与转型。

于是，过去无数受阻的路径、未通的道理突然间变得畅达与显豁，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观念的巨变：由过去的今文经学，转向西方资产阶级的学说精髓，以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塑造新的国民，建设新的国家。

自1899年12月20日始，梁启超乘船由日本横滨起航，先后访问、游览了檀香山、澳大利亚及美国本土。

出行的主要目的，欲在世界各地发展康有为创立的保皇组织，尽力促进维新变法。

每到一地，梁启超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海外华人圈，不外乎交游、集会、演讲、筹款、组织，宣传救国的改良主张，考察当地的风土民情。

日本仿行西法而获成功，已令梁启超眼界大开、感触深刻，一旦踏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原创国家，梁启超在不断的比较中更是叹服不已：“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

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

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

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不足道矣。”

真是“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

梁启超在“吓”

与“跳”

中，详细考察美国的社会状况，旁及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探究美国民主自由、繁荣富强的内在缘由。

“成功自是人权贵，创业终由道力强。”

他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美国有十分完备的宪法、运行良好的国会、切实可行的制度以及震慑人心的精神指导。

以美国民主现状反观中国，自是不可同日而语，仅就生活在当地的华侨而言，以梁启超有限的了解，不禁窥见了华人勤劳节俭、进取不息的背后，实有着令人叹息的短绌与缺陷：无政治能力（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保守心太重，只能受专制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

“余不忍道，又不忍不道。”

他发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屡见不鲜，每逢会馆选举，更有凶案发生，远不如美国白人社区。

关于华人在美国的群体形象，他在《新大陆游记》中形象地描绘道：“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

吾尝于演说时默听之，此四声者如连珠然，未尝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