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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11页）

梁启超常“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

，“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

。

他的不断变化，既有前进，也有退步，呈出一条略带回环的曲线。

总的来说，是以上升的趋势顺应潮流、趁势而变、因时而行。

最令人称道与难能可贵的是，梁启超之变，不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与个人好恶的变色龙似的小人之变，而是基于民族的进步、大众的福祉，站在时代前沿，凭着个人的赤诚与良心，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内在召唤，承担一个本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道义、责任与担当，追求真理与正义，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所以梁启超只有公仇，没有私仇；只有公敌，没有私敌；他既不盲从，也不谄媚，更不屈服；他是近代史上最无私心之人，既不追名逐利，也不擅权渔色，一辈子活得光明磊落、坦**无畏。

在中国近代重量级人物中，我心中最为服膺敬佩者，当数梁启超。

原因就在于他的多变与善变，为了真理与进步不惜解剖自己、否定自己，于天真中透出成熟，**中蕴含深刻，超脱中见出执着，永远保持着一份独有的冷静与清醒，吸收世界先进文明营养，站在时代潮流前列，与历史同步。

有人做过统计，梁启超一生约有十变（也有七变、八变、十二变之说）。

舍科举旧学，倡导变法维新，为第一变；由改良渐趋革命，为第二变；游新大陆后，由赞同民主共和一退为拥护君主立宪，再退为倡导“开明专制”

，此其第三变；面对清廷“皇族内阁”

假立宪的行径，为革命派前赴后继的起义暴动所感染，认为革命比改良更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是其第四变；从倒袁转向附袁，又由附袁起而反袁，为第六变、第七变；而第八变，则与乃师康有为彻底反目，参与**平张勋的拥清复辟；第九变，弃政从学，孜孜于著述与教育；最后一变，与严复、康有为、章太炎等近代启蒙思想家殊途同归，由传播倡导西学，复归儒家哲学，鼓吹“东方文明”

。

光阴荏苒，岁月蹉跎，梁启超为之奋斗的民主、自由、富强迟迟没有出现。

于军阀混战的满目疮痍中，他仍苦苦地思考着、探求着。

为寻求未来中国的光明发展之路，1918年底，梁启超与蒋百里、丁文江、张君劢等七人，以“欧洲考察团”

名义赴欧游历。

在一年的时间里，梁启超等人先后考察了美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

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输家不用说是绞尽脂膏，便赢家也自变成枯腊”

。

面对元气大伤的欧洲，梁启超觉得西方的物质文明，“我们人类不唯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

，“科学万能”

的梦幻破灭了。

于深沉的反思中，梁启超感到建立在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自由民主、代议政治等西方精神文明，大有摇摇欲坠之势。

于是，孔孟之学在他心中开始慢慢复活。

欧游归来，梁启超创作了《欧游心影录》，认为诞生于西方文明中的许多学问、方法、途径并不适于中国，比如社会主义就是。

当然，他也不是一味地妄自尊大、否定西学，而是提出了“化合”

新文明、重建“新文化体系”

的构想，具体分四步操作进行：“第一步，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来补助他，叫他起一种化合作用，成了一个新文化系统；第四步，把这新系统往外扩充，叫人类全体都得着他好处。”

这种构想，与康有为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做出回应而创作《大同书》颇多类似，只是梁启超未能向深处开掘，撰写理论性、系统性的著述。

梁启超息影政治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主要时间与精力，放在了学术研究与教育事业方面，留下了《中国历史研究法》《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极具价值的学术专著，他也因此而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教育方面，他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长期讲学，还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说，仅1922年4月1日至1923年1月13日的大半年时间里，就为全国各地学校、团体先后公开演讲五十余次。

其次数之多，听众之广，题材之博，在中国近代学术演讲史上首屈一指。

梁启超兴趣广泛、能力超群、求通求达、求新求异，在革命与专制、中学与西学、开明与保守、民主与封建之间变化、矛盾、徘徊不已。

但是，他一生也有诸多不变之处——对社会、对人生始终抱有强烈的改造欲望，时刻葆有刚强的毅力与旺盛的**，其爱国之心、立宪之志、新民之道更是持久不变！

正如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所言：“他的宗旨他的目的是并未变动的，他所变者不过方法而已。”

精力充沛、正当盛年的梁启超本可为这个世界做出更多贡献，留下更多财富，然而，平素不善保养的他积劳成疾，小便带血，身患肾病。

本非不治之症，结果碰上了一场偶然而倒霉的医疗事故，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年仅五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