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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4页）

又于西人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

“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

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

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

“西人行路，脚步无不急者，一望而知为满市皆有业之民也，若繁忙者然。

中国人则雅步雍容，鸣琚佩玉，真乃可厌……西人数人同行者如雁群，中国人数人同行者如散鸭。”

对此，他借用一位友人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

真非过言。

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

又借一位法国学者之口予以评述：“国民之心理，无论置诸何地，皆为同一之发现，演同一之式。”

一番比较，梁启超不禁由美国华人的生活方式及生存现状，对中国国民性展开了深层的思索与探究。

置身美国这样的民主发达国家，华侨华人尚且如此，而在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本土，就国民的教育程度与人格素质而言，民主共和恐更难实行。

由此得出的结论，差不多影响了梁启超后半生的思想与实践：“觉我同胞匪唯不能自治其国而已，乃实不能自治其乡，自治其家，自治其身。”

因此，中国不能行革命，不能实行美国、法国的民主共和制，只宜于英国、日本的君主立宪制，甚或是稍逊一等的开明专制。

正因为国民素质低下，实有必要作振聋发聩之语，唤醒国民内心深处那潜藏已久的**与活力，刷新旧貌，以新民风、振民力、造新人。

梁启超精力旺盛，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实践家，但以其兴趣及所长，更是一个宣传家、教育家与启蒙家。

他以报刊与出版、文章与思想，作为鼓动“新民”

、启蒙“新民”

的主要手段，“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于约翰·穆勒的这一名言，梁启超可谓情有独钟。

流亡日本不到三个月，梁启超就在华侨的支持下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

为宗旨，创办了《清议报》（旬刊）。

他连续创作《爱国论》《自由书》《少年中国说》等文章在《清议报》发表，不仅开创了短评、时评等体裁，就连创用的“记者”

“党报”

“机关报”

等新闻专有名词也一直沿用至今。

《清议报》以“广民智振民气”

深受读者喜爱，发行量很快达四千多份，遍及世界各地，尽管清廷严禁《清议报》入境，但还是有一部分通过秘密渠道偷偷运回国内。

1901年12月22日，就在《清议报》出满一百期的第二天，报馆不幸毁于一场大火。

一个半月后，梁启超又以百折不回的意志创办了《新民丛报》（半月刊），几乎同时，又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报》，此后还创办过《政论》《国风报》等报刊。

《新民丛报》创办不到一年，就由最初的发行量升至常销量万份左右，最多时达一万四千余份，在国内外设有九十七个销售点，盛极一时。

《新民丛报》“采合中西道德、广罗政学理论”

，注重国民精神气质、心理素质的改造，以塑造近代社会的理想人格形象。

传统中国欲实行近代化，首先应当实现国民的近代化。

为此，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抨击君主专制制度，批判封建伦理纲常，剖析民族劣根性，大力传播西学，倡导自由、自尊、进取、冒险、独立、合群的思想，热切呼唤“新民”

的诞生。

他心中的“新民”

，不仅有着强健的体魄，更应积极上进，热爱自由民主，善于求强致富，遵守法律秩序。

他为“新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