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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6页）

与“改制”

，对康有为倡设的孔教会“屡起而驳之”

，他认为“孔学不适于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南行北辕也”

。

梁启超倾慕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与康有为的文化保守形成鲜明对照，俨然形成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

在政治上，梁启超也与康有为的保皇主张针锋相对，倡导“破坏主义”

“扑满思想”

，不仅倾向革命，还一度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频繁交往，有过与革命派合并组党之意，“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

。

后又联合韩文举、欧渠甲、唐才常等所谓的“康门十三太保”

，联名致书康有为，劝他主张共和，退出政坛：“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

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面对梁启超的思想转变及一系列言行举止，可以想见的是，一贯自尊自负的康有为会采取怎样激烈的态度与回应——由强烈不满到责备训斥，又严加督促，勒令梁启超即刻远离革命派，由日本前往美洲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

鉴于多种因素，比如康有为作为导师的威严以及改良派同党中的领袖地位对梁启超长期形成的敬意与恐惧、支配与影响，比如梁启超对革命派的一些思想尚存一定的保留态度，等等，因此，他对曾不无谦虚地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

的恩师没有违逆，而是即刻打点行囊，忍气吞声地遵命而行。

于是，梁启超似乎又回到了康有为的麾下，开始像过去那样“卖命”

效力。

加之游历美洲，梁启超经过一番耳闻目睹、实地考察、对照比较与思考探索，由共和政体的诸多弊病，得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宪的结论；又由在美华侨生发开来的一番中美对比，认为中国国民素质低下，民智未开，“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

，“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

如此一来，梁启超的思想便开始转向了，由靠近、认同乃至联合革命党人转而反对革命与共和，由倾向共和政体一退而拥护君主立宪，再退而倾向开明专制。

1906年，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写道：“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

最终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分道扬镳，展开激烈论战，并争夺华侨和会党群众，在华人中募集资金，将孙中山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一些革命团体变成保皇会组织，两人也因此而反目为仇。

与革命派决裂之后，梁启超又通过和平请愿、武装暴动等方式，以实现君主立宪的思想主张。

此时，他已成为改良派的实际领导人，联络、组织、策划、活动等一切事宜均由他主持，康有为已逐渐成为一尊架空了的精神偶像与名义领袖。

1911年10月10日，武昌首义爆发。

康有为惊惧万分，担心清廷被革命党人推翻，君主立宪成为一张画饼。

于是，赶紧撰文抨击国会政党，斥责自由平等，抛出所谓的“虚君共和”

政治理想。

梁启超紧跟乃师步伐，也将“虚君共和”

作为海外立宪党人的政治方针加以贯彻。

但为了适应国内迅速发展变化的政治形势，他又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的八字方针。

1912年2月12日，清帝逊位，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就此结束。

君主立宪派已是无皇可保，无君可立，面对民主共和的汹涌大潮，梁启超很快默认了这一新的现实，与顽固坚持“虚君共和”

的老师告别，再次提请康有为退出政坛，不再过问政治。

梁启超此举可谓一箭双雕，既表明了自己的政治追求，也为海外立宪党人回国接近权力中心作了一个有力的铺垫。

但也遭到了康有为另外两名弟子——徐勤与麦孟华的不满，他们反对康、梁两派公开分手。

于是，康有为与梁启超虽然政见不一，异途而趋，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仍维护着表面的师徒情谊，保持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与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