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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少年中国的呼唤者（第7页）

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终于结束海外流亡生涯，乘船抵达天津，回到阔别十五年之久的祖国。

面对达官名流络绎不绝的拜谒，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忱欢迎，梁启超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与补偿；于喧闹的宴请与轰动的演说中，更是得到了一种浮华的虚荣与满足。

对此，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盖上自总统府、国务院诸人，趋跄唯恐不及，下则全社会，举国若狂。

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各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其所叙也确为当时各界欢迎之盛况。

此后的事实表明，梁启超并没有辜负国人对他的殷殷期盼与热切瞩望。

特别是在袁世凯逆历史潮流而动，公然帝制自为期间，无论是作为反对帝制的精神领袖，还是作为护国战争的实际主帅，梁启超对推翻洪宪帝制，都起到了无可更替的关键性作用。

归国后的梁启超很快就投身到政治漩涡中心。

为将民国纳入他所欣赏并为之追求的两党政治格局，一段时间，他对政党政治乐此不疲。

1913年2月24日，梁启超正式加入共和党。

为与国民党抗衡，又组织策划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一，力促进步党成立。

宋教仁被刺案发生之初，就连梁启超也受到怀疑，被列为“刺宋之人”

的“第二候补者”

。

其实，梁启超与宋教仁虽然所持政见不同，但他们惺惺相惜，都十分推崇英美式的两党制，一上台执政，一在野监督，互为一体，两者不可分割。

宋教仁曾专程密访康有为，对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两人相互勉励。

宋教仁说，你若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也请你善意监督。

梁启超当即表示，一旦国民党执政，进步党愿以在野党身份在议会内进行监督。

因此，被梁启超视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

的宋教仁被刺，他不禁哀愤不已，对卑鄙无耻的暗杀行径撰文予以猛烈抨击：“歼此良人，实殆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

匪直为宋君哀，实为国家前途哀也。”

梁启超的目光与视野显然高人一着，已明确预见到宋教仁被刺，将对国家与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与损失。

随着兴师讨袁的“二次革命”

失败，袁世凯乘机扩大势力，扩张权力。

梁启超环顾国内，觉得无人能与袁世凯相匹敌，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决定抛却前嫌，与“中国第一强人”

袁世凯合作，拥护袁氏的开明专制统治。

正如他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所言：“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

梁启超的目的，欲通过自己的意志与努力，感化、影响袁世凯，促使他由开明专制走上立宪政体的轨道。

他一再强调说：“开明专制者，实立宪之过渡也，立宪之预备也。”

于是，进步党与袁系力量联手组建政权，成立了以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的内阁。

因司法部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以及熊希龄本人都是全国闻名的社会名流，所以熊希龄内阁又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

。

梁启超以其声望、经验与才干，成为这一内阁的骨干乃至灵魂。

然而，梁启超的希望很快就被无情的事实击成碎片，化为泡影。

袁世凯以军警为工具，胁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大总统，此后，又在专制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公然下令解散国会，踢开“第一流人才内阁”

，废除曾经指天发誓遵守的《临时约法》，取消责任内阁制，下令撤销国务院，恢复清廷的大部分官场仪式，恢复文武官员的封建称谓，恢复祀天祭典，以复古运动为先导，将总统终身制引向帝制复辟的不归路。

由满怀期待到彻底失望，一旦袁世凯的称帝企图日渐显露，梁启超担心深陷其中不能自拔，赶紧背袁而去。

鉴于梁启超的特殊地位及影响，袁世凯自然是百般劝慰、极力挽留，希望继续为他装点门面、迷惑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