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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2页）

这是努力的目标，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但这个努力的目标是应当明确的。

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

我们认识20世纪中国史学，首先要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这是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也决定了前者发展的面貌。

认识20世纪中国历史，又要追溯到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历史的巨大变动：“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

[6]这个反抗过程，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经历109年；20世纪前半期，就包含在这109年之中。

我们认识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不应脱离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历史。

这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也是一个基本的研究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共和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平坦的，有许多成功，也有不少失误。

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经历着胜利、挫折、崛起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

[7]近2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改革和开放的道路上，正在走向伟大的振兴。

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距离我们现在更近一些，许多人的感受也会更深一些。

可以这样说，凡重大的事变或转折，都有亿万人民的惊心动魄与之相伴，都深深地影响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文化的发展及面貌。

我们认识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史学，自然也不应脱离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

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和基本的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认识，从历史同史学的关系来看，是否可以做以下概括：

——19世纪末，民族危机加深，变法维新思潮日盛，思想文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于是在20世纪初年有梁启超“新史学”

的提出，并产生了强烈的回应和长久的影响。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反清斗争，至辛亥革命的爆发，其间乃有邹容、陈天华、章太炎等人的政论和史论的出现。

——内涵丰富的新文化运动和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推动了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和西方历史哲学与史学方法的传入；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有了新历史考证学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几次国内革命战争和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一方面极大地促进了史学家们在历史观上的进步，另一方面也加强了史学对于社会、国家、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注，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都取得了重大成就，而后者更在发展方向上显示出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新中国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得以广泛传播，从而在根本上推动了中国史学在科学化道路上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变革。

但是，自5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起来的“左”

的思潮，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运用，也给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损失。

1949年至1966年的17年间，中国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1966年至1976年的“**”

，是一场政治悲剧，也大“革”

了文化的“命”

，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正直的史家遭到无情的打击，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所遭受到的最黑暗的年代。

——1978年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在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中国史学经过艰苦的拨乱反正，努力克服教条主义的影响，积极引进、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成果，认真总结和继承、发扬中国史学的优秀遗产与优良传统，中国史学走上了健康发展的大道。

从唯物史观来看，上面所说的这些都是些常识问题。

然而，正是属于常识性的东西，反倒容易被人们遗忘，以致在考察问题的时候犯常识性的错误。

应当强调的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对20世纪中国历史究竟怎样认识；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歧异，会直接导致对20世纪中国史学之认识上的歧异，这是毫无疑问的。

认识上的歧异，这在学术研究领域是正常的。

我们所努力追求的目标，是尽力使关于史学的认识符合于产生它的客观历史条件，并合理地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

此外，我们还应当注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