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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6页）

同时，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也不是立即就能正确地理解它和运用它，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真正成为人们能够正确运用的科学的历史观，也经历了长期发展的过程。

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中国史学发展主流时，它的得失就牵动着中国史学的全局和命运。

回首既往，有五六十年代的“左”

的思潮的影响，有“**”

10年的严重挫折，有80年代的拨乱反正，还有对三四十年代的科学的总结，应当承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是既有成绩又有教训的。

但是，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历史观，在70多年中同中国史学相结合，并且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主流，这个事实本身，已充分表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20年来，在经过拨乱反正之后，中国史学家们在运用唯物史观指导研究历史方面，变得更有信心、更加成熟了。

新近出版的一些鸿篇巨制，如范文澜、蔡美彪著的《中国通史》，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戴逸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表明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世纪之交的勃勃生机。

[13]

在大致认识了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之后，我们再来探讨对于其他一些问题的认识。

四、史学思潮

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前50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50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概括说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

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1.“新史学”

思潮。

“新史学”

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

[14]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

思潮的主要趋势。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倡言“史界革命”

，是为“新史学”

思潮的滥觞。

梁启超“新史学”

的主要论点是：提出“史学之界说”

，认为“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

；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

[15]此外，则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论述了作为近代学科的史学同诸多学科的关联。

总的来看，这是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范围、对象、作用做了新的解释。

与此相关的，是对“旧史”

的批判，认为“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

“二病”

，故史学必须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