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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5页）

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

这本不到30万字的“普通历史读物”

，本是着意为外国读者撰写的。

自1980年以来，它已出版了英、日、德、法等七八种外文本；而其中文本则已印刷了19次，累计印数94万余册。

但像这样“走向世界”

的历史著作，毕竟是不多见的。

时下，出版界都有“精品”

意识，是否可以考虑让一些真正的历史著作的精品有更多的渠道走向世界，其中包括前人的优秀遗产和今人的杰出论著。

这是中国史学界和出版界需要共同努力的。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要趋势和整体面貌来看，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探索其中存在的一些规律。

第一，20世纪中国史学具有突出的时代精神和现实借鉴意义。

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或基本规律，在20世纪的史学发展中显得尤为突出和鲜明。

在这方面，不论是“新史学”

的倡导者，还是新历史考证学派的名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及其继承者们，都有许多共同之处。

从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的“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

悠悠万事，惟此为大”

，到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撰写《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及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阐述“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

等，可以证明，不论何种史学思潮，其主要倾向都是明确宣称史学应当关注社会的。

[12]要之，20世纪的中国史学，既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又反转过来作用于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

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另一个规律，是民族特色的突出表现。

这种民族特色的表现首先反映在历史研究的内容上。

中国是“历史大国”

，史学悠久，史籍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多：关于先秦历史、文化、思想的研究，有几代史学家为之做出了贡献；关于中国封建社会诸问题的研究，吸引了众多的史学工作者为之倾注心血；关于近代中国的研究，是近20年来备受史学工作者关注的领域；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地方史志、中外关系史研究等，使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色。

民族特色还反映在历史意识和史学观念方面。

中华民族有重视治史的优良传统，这在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上得到进一步的发扬：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撰写通史、断代史（或朝代史）、专史等，层出不穷；对传世旧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斐然；关于清史、民国史、共和国史的撰写，也都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其他方面，不胜枚举。

在史学观念方面，求真精神，信史原则，史家修养，以及重视文字表述之美等方面的优良传统，都得到了理论上的阐述和实践上的发扬。

民族特色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反映在史书的表现形式方面。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丰富，形式多样，可以容纳不同的历史内容和不同层次与风格的历史知识，这种历史知识、历史经验、历史智慧的多种传播形式，不仅活跃了史书的外部形式，而且扩大了史学同社会的联系。

20世纪以来，历史著作大多采用章节体形式，这是史学转向近代化的标志之一，有其合理性与积极性。

但是，中国古代史学在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仍具有存在的意义与生长的生命力。

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编年体史书和各种年表的撰写与制作，从未间断过，并有不少新的创造。

近20年来，在纪事本末体史书、学案体史书、典制体史书的撰写方面，也各有新作。

罗尔纲所著《太平天国史》和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在创造性运用传统的综合体（纪传体）史书体裁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史书在表现形式上的民族风格及其优长之处，为同行与公众所称许。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广阔的前景。

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还有一个重要的规律，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发展中经受了曲折和考验，证明它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有近80年的历史，它的发展道路是极不平坦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接受、都表示欢迎的，因此它在中国史学领域经历了艰难的生长、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