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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8页）

由上可以看出：一则是“新史学”

思潮的影响甚大，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反映了中国史学家求“新”

的精神；二则是关于“新史学”

的理解或解读，几十年中难得有比较明确的共识，人们往往从自己的认识去说明它。

尽管如此，“新史学”

思潮对于突破中国传统史学的格局，是有重大贡献的。

2.新历史考证学思潮。

这里说的新历史考证学，是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言的。

中国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在清朝的乾嘉时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世所共知。

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在继承、发扬乾嘉考史学派之“实事求是”

原则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故谓之新历史考证学。

新历史考证学的出现，有两个关键，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二是“二重证据法”

的采用。

王国维正是新历史考证学的开山。

1925年，他在《古史新证》总论中写道：关于中国古史，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

，自孔、孟、司马迁以下已注意此事，但都难得到“充分之处理”

。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

[25]他讲“古史新证”

时，所举“地下之新材料”

指甲骨文字和金文，而他的《观堂集林》则还涉及汉、唐历史和简牍与写本的利用。

可见，新历史考证学不仅发展了传统的历史考证学，而且也显示出跟“新史学”

思潮不同的特点。

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总结了王国维治学的思想和方法：一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是取少数民族之故书与中原王朝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陈寅恪认为：“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要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此先生之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

[26]这个评价，不仅扩大了“二重证据法”

的内涵，而且把它视为具有开“风气”

和示“轨则”

的普遍意义。

陈氏本人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这些话，对于推动这种“风气”

、实践这一“轨则”

，起了重大作用。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治史，其方法亦大较同此。

其不同于王国维者，是他更注重于史事、制度的渊源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