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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史学总相（第9页）

如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即是“综合旧籍所载及新出遗文之有关隋唐两朝制度者，分析其因子，推论其源流，成此一书”

，以补“吾国史学之缺憾”

。

[27]他以诗文证史，如所著《元白诗笺证稿》一书，也是这方面的开创性杰作。

作为新历史考证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胡适，同王国维、陈寅恪比较起来，他有更多的关于考证的方法论的论述。

他撰《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认为：“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

他又说：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总括起来，只是两点。

（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

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

证据不充分，不能使人信仰”

[28]。

他撰写《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就顾颉刚、刘藜等人的古史辩难发表见解，认为：“只有证据的充分与不充分是他们论战胜败的标准，也是我们信仰与怀疑的标准。”

[29]他还撰写了《治学的方法与材料》一文，认为：“同样的材料，方法不同，成绩也就不同。

但同样的方法，用在不同的材料上，成绩也就有绝大的不同。”

[30]胡适所讲的这些，中心是考证。

他在这方面的言论很多，其特点是反复申说“科学方法”

[31]，故对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发展之影响甚大。

顾颉刚和陈垣也是新历史考证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论点、方法、著述，是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强有力的表现。

顾颉刚最有代表性的论点和方法，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

观，以及他对古史传说的演变的探索、对古代的民族和地域的探索、对古书的著作时代的考订。

[32]由此而引发的二三十年代史学界关于古史的讨论，成为新历史考证学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高峰。

胡适称这个讨论“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

[33]。

这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陈垣以其广泛的研究领域、严谨的考证和缜密的类例方法，把传统的历史文献学推进到新的阶段。

他在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以及宗教史等方面的丰硕成果，拓宽了新历史考证学的领域，也使新历史考证学的基础更加坚实。

举例来说，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被胡适誉为“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

[34]。

从思潮的发展来看，陈垣在两个方面的见解是值得重视的。

第一，陈垣早在20年代就提出了“中国史料的整理”

的系统的主张，从八个方面论述了“史籍的整理”

和“档案的整理”

。

[35]第二，陈垣认为，对传统的考据学是不能完全否定的，他指出：“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

“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

[36]他在50年代提出的这个看法，是要有学术上的勇气的。

反映新历史考证学思潮的这些代表人物，都是重材料、重考证、重方法的，并各有其独特的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新历史考证学虽然在五六十年代没有明显的发展，而在八九十年代却突飞猛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甲骨学、敦煌学、吐鲁番文书学、简帛学，以及近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