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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1（第4页）

第三，在唯物史观与具体的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推动理论上的创新。

从史学前辈的治学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翦伯赞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如何处理历史上的阶级关系”

，“如何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如何处理历史上的国际关系”

，“怎样对待发展观点”

，“怎样对待全面观点”

，“人民群众与个别历史人物”

，“政治、经济与文化”

等重大问题[9]，是从理论上做出了精辟的论述。

白寿彝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和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对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身份的分析和国家职能的认识，对人、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地理环境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认识等，都是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结论。

在这方面，中国史学界还有很多可以总结、可以借鉴的地方。

事实证明，唯物史观不会窒息人们的创造力，而是要我们去发现这种创造的方法和途径。

第四，运用唯物史观，要有气度，要有吸收其他有益的理论和方法的雅量与勇气。

这是从以往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教训，也是从近20年来中国史学发展中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

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不是一定要排斥任何其他的理论和方法；相反，对于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应当予以吸收，为我所用。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唯物史观在同各种理论和方法的比较中显示自身的特点和活力，一方面也将使我们的研究工作具有广阔的视野、丰富的内容和时代的气息。

21世纪的中国史学，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唯物史观仍将是帮助我们认识这些新问题的基本理论；而新的理论认识的创造和新的研究成果的取得，都需要我们在上述几个方面做出艰苦的努力。

[1]原载《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本文承蒙学术界厚爱，另在2002年1月22日《光明日报》史林专刊、《南开学报》2002年第2期刊出。

[2]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九，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4]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页。

[5]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60～363页。

[6]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3页。

[7]龚自珍：《龚自珍全集》第一辑《尊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81页。

[8]李大钊：《民彝与政治》，《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67页。

[9]翦伯赞：《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翦伯赞史学论文选集》第三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9～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