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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1（第3页）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民本思想的传统。

司马迁还写出了《陈涉世家》这样的千古名篇，一些史家也一再强调“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道理，明清时期史学中的重民思想有了更大的发展，这些都是宝贵的思想遗产。

但是，这样的思想传统发展到更高、更理性的阶段，也只有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才有可能。

只有到这时，中国史学界才能产生如同李大钊的《民彝与政治》（1916年）、翦伯赞的《群众、领袖与历史》（1939年）这样的鸿文，揭示出人民群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李大钊说得好：“历史上之事件，固莫不因缘于势力，而势力云者，乃以代表众意之故而让诸其人之众意总积也。

是故离于众庶则无英雄，离于众意总积则英雄无势力焉。”

[8]这是对“众庶”

和“英雄”

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合理解释。

诚然，结合到历史的具体事件来说，其情形可能千差万别，但其根本原理，当不超出此论的范围。

以上这四个方面，是就我个人的肤浅认识，来看唯物史观是怎样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怎样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使其朝着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的。

三、21世纪的中国史学怎样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

从20世纪中国史学同唯物史观的关系来看，我们可以得到两点认识：一是21世纪中国史学仍将同唯物史观保持密切的联系，后者对于前者的意义仍将是十分重大的；二是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在更高的科学程度上运用和丰富唯物史观，从而推进中国史学的发展。

从这两点认识出发，我认为要在思想上和实践上关注四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从严重教训的阴影中走出来。

如前所述，20世纪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

从学理上看，史学界对唯物史观的认识、理解、研究，确有一个发展过程，幼稚的情况是不可避免的。

从历史条件上看，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相结合的过程中，曾经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特别是“左”

的思潮的干扰。

上述两种情况带来了两个严重后果，即或者把唯物史观简单化、教条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

这两种后果的本质是一样的，既曲解了唯物史观本身，又阻碍了历史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这种情况，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些年代，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而“**”

10年更使唯物史观遭到恣意篡改和践踏。

现在，是到了我们完全走出这个严重教训所笼罩的阴影的时候了。

我们应当像总结成就一样，认真总结教训，这就要求我们正视严重教训，深入拨乱反正，重新学习理论，改进运用方法。

第二，进一步认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

不论是总结成就，还是记取教训，我们都会碰到如何看待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问题。

这些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和《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的有关论断。

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科学价值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可以代替这个体系。

其次，它经历了100多年历史考验，没有被驳倒，更没有被人们遗忘和抛弃，这从另一个方面有力地证明了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