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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2页）

在20世纪的最初30年中，这种进化论思潮对中国史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些新的中国历史著作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纷纷问世，如夏曾佑的《最新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陈黻宸的《中国通史》等。

上述情况，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中国史学史著作中均有突出的反映。

如金毓黻著《中国史学史》（1944年，重庆）一书，在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中指出：

何谓新史学之建设与新史之编纂也，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所谓新史学及新史，即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

[5]

这里所说的“用近代最新之方法，以改造旧史之谓也”

，虽未明指近代进化论，但联系上文所述梁启超的论述和何炳松所倡言者，进化论则是其中之关键无疑。

这是作者在20世纪30年代著成而在4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的观点。

大致与此同时，顾颉刚出版了《当代中国史学》一书（1947年，南京），论述了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史学发展的情况。

作者以民国建立为界标，把这百年的史学划分为前期和后期。

作者认为：“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

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

他讲的“好几个助力”

，主要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

，“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

，“新史料的发现”

等。

顾颉刚与金毓黻的不同之处，是极鲜明的把“科学的治史方法”

和“新史观”

的输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顾颉刚在评价“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

时这样写道：

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

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

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6]

所谓“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

云云，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史学在历史观方面的实际情形，因为中国史学上的朴素进化思想的成就还是很突出的。

但是作者强调：“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

，“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

，在基本方向的估计上，还是符合实际的。

如果说随着“新史学”

的倡导和进化论的传播，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最初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的话，唯物史观的传入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对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提出及其早期研究，则在更深刻的意义上产生了影响。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长文，以通俗而简明的笔触，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和认识。

他指出：

唯物史观的要领，在认经济的构造对于其他社会学上的现象，是最重要的；更认经济现象的进路，是有不可抗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