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小说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15页）

“第二，研究史学遗产可以逐步摸索出来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

从中国史学的发展上看，不同时期的历史著作总有它的不同的特点。”

“中国史学的发展也是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从最简单的关系到比较复杂的关系。

不同时期的史学一方面受所处时期历史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传统的相对独立性。

同时，中国史学在悠久时期里又是独立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它的发展规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点。

研究史学遗产，摸索出中国史学发展的规律，这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第三，研究史学遗产，可以把历史上提出来的一些史学问题作为当前历史研究的资料，丰富我们研究的内容，我们可以专门研究一个史学家或一部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可以把不同的史学家、不同的史学著作所提出来的同一问题和相关问题进行综合的研究。

如果在比较广泛的范围内，把已经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不同论点集中起来，排排队，可能对于我们有不少的启发。”

——对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应该是第一个花圃，这里可以有三种花。

第一种花是对历史观的研究，第二种花是对于历史观点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种花是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学遗产的研究和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是紧紧靠近第一个花圃的两个邻近花圃。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讲究历史编纂学，就不能不讲究历史文学。

但历史文学不是历史编纂学所能包括得了的。

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可以另辟一个花圃了。

——史学遗产的研究还可以开辟第五和第六个花圃。

第五个花圃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

第六个花圃是对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这个花圃里的花，在品种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几个花圃中的品种选择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经营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实际上作者还提出了另一个“花圃”

，他说：“这里，我还想提一提历史启蒙书的遗产。

章学诚的《史籍考总目》里列有史学部，其中分为考订、义例、评论、蒙求四类，而蒙求也跟以上三类一样，占有一卷之多。

究竟有多少启蒙书的遗产，我们知道的还不多。

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童年读《三字经》，其中对于历史的简单口诀，迄今记忆犹新。

如何对幼年一代进行历史知识的教育，有什么用之有效的方式，还是不妨在遗产中看看有无可借鉴之处的。”

[54]

通观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关于讨论史学遗产的论著，我们可以认为，正是因为有了此文的精辟论述，才勾勒出中国史学遗产的风貌，才使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可能开辟出新的境界。

这个时期，还有一些洋洋洒洒的专论发表出来，如侯外庐、翦伯赞、白寿彝、任继愈、杨翼骧论刘知幾史学的文章[55]，都堪称杰作。

这个时期，没有新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专著出版。

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由中华书局再版（1962年）。

白寿彝在这个时期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上册，此书稿曾以铅印本作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1964年），并在较大的范围内进行交流。

20世纪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历史系重新开设了中国史学史课程，而研究论文的发表，从年平均数来看，已超过了三四十年代。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还创办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专业刊物《中国史学史参考资料》（陈垣题写刊名，白寿彝主编）。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寿彝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人员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吴泽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耿淡如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有关研究人员主要研究西方史学史；刘节所在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所在的南开大学历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发展势头。

此种局面，也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