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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6页）

论述比较详尽的是周谷城文，它分别讨论了六个问题：历史与史学之别，起于实用的记录，道德文学与史书，由史书进到史学，史学的独立发展，创造中的新史学。

此文的目的是试图揭示史学进化的历史过程。

它最后落脚到“创造中的新史学”

，认为要真正建立起科学的“新史学”

，应在“确认史学的对象”

、“稳定史学的地位”

、“改进史学的方法”

等几方面着力。

[22]这是一篇有特色的、现实感很强的论文。

其一，作者开宗明义，阐述“历史与史学之别”

，他写道：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属于生活的范围；史学为研究这种活动的结果，属于知识的范围。

……我们今日治史，对于历史与史学所涉两个不同的范围，务必分划清楚，否则治史的目标最易流于歧误或暧昧不明。

[23]

作者如此重视“历史”

和“史学”

的区别，极有道理，不弄清客观的历史同撰写的历史的区别和联系，便无从讨论史学、史学史、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是里程碑式的大文章，但文中并没有把客观的历史和撰述的历史加以区别，可谓一大缺憾。

1924年，李守常（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起首两章，就论述“什么是历史”

、“什么是历史学”

。

他认为：“历史就是人类的生活并为其产物的文化。”

“历史学就是研究社会的变革的学问，即是研究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的学问。”

[24]按照李、周二人的说法，则中国史学史当是关于中国史学这一知识或学问的发展史。

应当指出，李、周二人所作的论述，直到今天，都还是需要人们予以关注的。

其二，作者强调指出，“通史”

应有明确的、独立自存的研究对象，认为：

历史为人类过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的斗争，种族与种族的斗争；有阶级时，包括阶级与阶级斗争。

梁任公先生于专史的对象，能明言之，而于通史的对象，则未能以一语道出。

因此之故，乃不能抛弃习俗之见，仍不能不以通史为等于专史之和。

……积专史之和以为通史，无异于认通史的对象为不能独立自存。

实则通史并非专史之和，其对象乃有客观独立的存在者。

[25]

这一认识，堪称宏论，对于全面把握客观历史及其发展十分重要。

其三，作者对于史学的求真与致用，提出了精辟的、辩证的认识，认为：“史学成立的经过，当在求真；其存在的理由，则为致用。

求真以致用可，若欲致用而首先毁灭其真则大不可。”

[26]这一论点的提出，已有半个多世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