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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8页）

全书材料翔实，展现了中国史学之丰赡的面貌。

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记载了作者撰写《中国史学史》的全过程[34]，它生动地反映出作者在撰写过程中的心境和思想的轨迹，反映出作者在撰述上曾经碰到的问题，而有些问题对今天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仍有学术上的启发。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时，可资参考者甚少。

其1938年2月23日日记说是“无可依傍，以意为之”

的话，确乎事实。

金毓黻撰写《中国史学史》，主要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启发。

他在1944年版的“导言”

中说：“本编内容略如梁氏所示四目。”

他在1957年修订版“导言”

中也说：“谨依刘、章之义例，纬以梁氏之条目，粗加诠次，以为诵说之资。”

诚如白寿彝所指出的那样：“金毓黻的书，是在梁启超设计的蓝图上写出来的。

……这部书带有浓厚的史部目录学的气味。

我说这话并无意贬低金毓黻所做的工作，他所选的书目和解说，是经过认真考虑的。

他把书目写得那么详细，解说得那么有根据，体现了他治学的功力。

我们如果对于他的书能够善于利用，对于研究史学史还是有些帮助的。”

[35]作为中国史学史这一专史的创始之作，必有一个由晦而显、由略而详、由简而繁、由浅而深的发展过程，这是不难理解的。

此书在撰述方法上受考据之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排比材料为主。

关于这一点，金毓黻在1957年为《中国史学史》所写的“重版说明”

做了这样的阐述：“本书创稿于1938年，系大学授课讲义，1944.年始在重庆出版。

当时著者并未建立辩证唯物主义之历史观点，因而缺点甚多。

而尤要者，则在只就过去三千年间之若干史家、史籍加以编排叙述，殊不足以说明祖国史学产生发展演变之主流所在。

兹以编著新型的中国史学史尚需时日，而本书征引资料较富，可供教学研究参考之用，爱由作者略事修订、删削，权作参考资料而重版，当为读者所谅许。”

作者在撰写此书后的20年，回过头来审视自己的著作，其所感受，自是出于真诚。

然而，自本书修订版面世（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修订本，1962年中华书局重印）至今，我们来看待金著《中国史学史》，还是应当肯定它在20世纪40—60年代产生的学术影响，肯定它在推动学科创建中的积极作用。

此书在修订版的“导言”

中，作者就中国史学史的分期做了进一步说明：“全书结构，括以九章，并为便于叙述，略分古代、汉魏南北朝及唐初及唐宋迄清为三期，权作商榷之资，藉为就正之地。”

这是修订版“导言”

中增加的几句很重要的话。

结合本书各章内容来看，第一、二章，分别讲古代史官、史家与史籍，是第一个时期；第三章至第五章讲马、班史学，魏晋南北朝至唐初私家修史及汉魏以后史官制度，是第二个时期；第六章至第九章，是分别讲唐宋以后官史、私史、刘知幾与章学诚之史学，以及清代史家成就，是第三个时期（按：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初版时的第十章“最近史学之趋势”

，作者在出版修订版时删去。

其实这一章对于了解作者当时对史学发展趋势的认识，是很重要的）。

当然，这个分期还比较笼统，而尤其对于分期的依据少有论述；但对于清代以前之史学“由简趋繁”

的大势，朦胧分为三期，已见端倪。

这也是作者在撰写本书后20年所提出的新认识。

[36]

此外，在不少问题上，作者也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独立见解。

如第五章论刘知幾与章学诚的史学，是近代以来的较早的系统论述，而所论“《史通》以扬榷利病为主亦兼阐明义例”

，对章学诚“论记注与撰述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