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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史学史研究八十年1（第9页）

、“论通史”

、“史学之阐明”

、“因事命篇为作史之极则”

以及关于“刘章二氏之比较”

等，都提出了有参考价值的认识。

对某些问题，作者也不苟同旧说，而提出新见，如对元修宋、辽、金三史，就后人“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

、“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

等问题，一一予以辨析，读来都能使人有所启发。

当然，本书在有些评论上存在的偏颇是很明显的，如评价《文献通考》高于评价《通典》，认为《宋元学案》优于《明儒学案》等，早在40年代已有论者指出所论不妥。

又本书在体例上因贯彻作者关于官修之史与私人撰史之不同这一主线，故于内容处置多迁就依傍于此而呈现出首尾零乱、时间重复，“史”

的特色未能鲜明地反映出来。

凡此，读者均可有自己的认识，唯不必苛求于作者就是了。

总的来说，金毓黻所著《中国史学史》，在关于“怎样写”

的问题上，显示出深厚的功力，无愧为中国史学史这门学科或这门专史草创时期的代表性著作。

顾著以近百年（即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史学为叙述的对象，上编讲前期史学成就，中编讲新史料的发现与研究，下编讲后期史学成就。

如果说金著评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话，那么顾著则是以论中国近现代史学为其特点。

顾著的可贵之处，是对民国前后的史学做了对比的分析，以当时史家的亲历和感受，其所论颇多中肯之处。

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引论中概括1845—1945年的百年史学时，写道：

这百年来的史学，可以分作前后两期，大致民国成立以前为前期，民国成立以后为后期。

……

后期史学的面目，是颇为新颖的。

它所以比前期进步，是由于好几个助力：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

过去的乾嘉汉学，诚然已具有科学精神，但是终不免为经学观念所范围，同时其方法还嫌传统，不能算是严格的科学方法。

要到“五四”

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

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甲骨文和金文经过科学的洗礼，再加上考古学上的其他发现，便使古代文化的真相暴露了出来。

此外如新的考据论文，多能揭发各时代历史的真相，而史料的整理，也比从前要有系统得多。

这都是科学方法之赐。

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

（详前引，此从略——引者。

）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

在近百年中，新史料发现很多，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籍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

这批史料，主要的是：各地发现的史前遗物，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各地出土的古铜器，西北发现的古代文物，内阁大库与军机处保藏的档案，与新出现的太平天国史料。

这许多新史料，给予后期史学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第四是欧美日本汉学研究的进步。

近来欧美日本学者对于汉学的研究，极有贡献，他们的成绩传入中国，很与国内学者以刺激，使中国的史学也随之而进步。

这在中西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上，最有帮助。

第五是新文学运动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