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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6页）

《中国通史纲要》的完成，也是多卷本《中国通史》的起点。

白先生决心编撰一部大型《中国通史》。

值得注意的是：1979年，白先生度过了他的70岁生日。

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他还能实现这个愿望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白寿彝先生以其神圣的历史责任感和开朗的性格，平静地回答了这个挑战。

他说出了一句极为平实却极不平凡的话：“我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他对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感到欢欣鼓舞。

他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青年时代是在战乱中度过的，中壮年时代是在运动中度过的；现在国家安定了，环境上宽松了，不正是坐下来安心做学问的时候吗！

另一层含义是，学无止境，以往的治学所得及种种成就，不过是为了新的攀登所做的积累而已。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他在70岁以前在中国思想史、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史学史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

现在，他把这些都看作是新的起点的准备和积累。

“七十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

，这是时代的感召和学者的勇气相结合而生成的一种思想境界。

在全国许多史学工作者的热情支持之下，白先生集众多史学名家的智慧和卓见，历时20年之久，终于完成了这部世纪性的史学工程。

《中国通史》是一部巨制，它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鲜明的理论体系。

《中国通史》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中国历史进程的实际，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性认识。

这些认识贯穿于全书之中，而在《导论》卷做了系统的和充分的阐述。

《导论》包含九章，阐述了以下问题：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国家和法；社会意识形态；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中国与世界。

其中大多属于历史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只有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两个问题是属于史学理论范畴的理论问题。

对这两类理论问题，《导论》卷都是以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为指导，从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的发展中总结出来的，讲理论而不脱离史实，举史实而提升到理论，读来容易理解而多有启发。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

《中国通史》包含经济、政治、民族、军事、文化、中外关系、历史人物等多方面内容，史料翔实，读来使人产生厚实、凝重之感。

尤其值得提到的是：它把各少数民族的历史都放在中国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加以阐述，充分肯定前者在后者之中的重要位置，充分肯定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业绩；它把科学技术同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结合起来阐述，反映出科学技术在推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它展现出从先秦至近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使中国历史更加生动、更加引人入胜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体裁新颖而具有民族特色。

白寿彝教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著名学者，他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形式，并以新的历史观念、新的认识水平，制定了一种“新综合体”

用于《中国通史》的撰述。

全书除第一、二卷外，其余十卷都各包含四个部分：（1）序说，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历史资料、研究状况、存在问题和本卷撰述旨趣。

（2）综述，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政治、军事、民族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勾勒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轮廓，便于读者明了历史发展大势。

（3）典志，阐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种制度及相关专题，丰富读者对“综述”

部分的认识。

（4）传记，记述有关历史时期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展现“人”

在历史运动中的能动作用和历史地位，进一步丰富了读者对“综述”

和“典志”

的认识，从而增强了历史感，所生兴味更加浓厚，所得启示更加深刻。

20世纪以前，中国史书多以纪传体、编年体、典志体、纪事本末体四种体裁为主要表现形式；20世纪以来，章节体逐渐代替了上述各种体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