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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5页）

白先生在谈到编撰《中国通史纲要》的体会时，有这样一些认识：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的历史读物。

所谓“通俗”

，我们的理解是：第一，一般读者能够看得懂，容易理解。

第二，历史专业工作者也可以读，而且在读了之后能够得到一些新的收获。

因此，撰写通俗的历史读物，不是仅仅把现成的研究成果加以综合、复述就行了，也不是可以随意下笔、信手写来，而是应当下很大的功夫的。

而这个功夫的尺度是：不仅视此为编书，更应视此为著书。

这样想，这样做，使我们从事编著工作的同志都增强了事业心和责任感。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过程中力求做到这样几点：

（一）把问题阐述清楚，凡笼统的概念、不可捉摸的词句以及陈言滥语，一概不写入本书。

我们认为，这是通俗读物的一个首要条件。

（二）不求面面俱到，而是立足于构思全书的体系，勾画出历史的轮廓，写出主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通俗历史读物的另一个要求是轮廓鲜明，重点突出。

因此，《中国通史纲要》在勾画历史轮廓时，是采用“粗线条”

式的手法。

因为只有“粗线条”

，才来得清晰、醒目。

《中国通史纲要》共有十章七十二个标题。

可以说，每一个标题都是重点，都是重要的历史问题。

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努力在这些问题中突出那些应当特别注意的问题。

（三）在文字表述上努力做到明白、准确、凝练。

这是通俗读物在文字上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一要求，我们在编著《中国通史纲要》时，注意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一般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话，而是体会它的原意，在叙述之中贯彻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的原则。

文字表述上的明白、准确、凝练，为的是给人们以科学的结论。

在这方面，我们是颇费斟酌的。

应当说，对文字表述上的这种要求，一是我国史学历来有这个传统，二是我们历史工作者应当具有这样的责任心。

从史学传统来说，历史文学（这里指的是历史家对历史的文字表述）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这个传统当然应该首先在通俗的历史读物中反映出来。

从历史工作者的责任来说，我们写出书来，不应仅仅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们看，而应是写给全体人民看的，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史学工作在教育上的作用。

我们编著的《中国通史纲要》，是在这方面也做出一个初步的尝试。

编著《中国通史纲要》这样的通俗读物，对专业工作者来说，也是一个提高。

该书从初稿到定稿，几乎全部改过。

内容、结构、写法都有很大变化。

这说明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也说明作者的认识水平是提高了。

例如，仅《叙论》一章提出的地理、民族、年代三个方面的问题，就是反复考虑了好几年才落笔的，而落笔之后又修改了多次才定下来的。

把学术文化置于政治之后来写，把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发展放到一起来表述，也是几经摸索才确定的。

至于封建社会内部的分期，以及显示各个时期的阶段性的标志和特点，更是经过长时间考虑、多次改写才达到目前这个样子。

其中甘苦，可以说是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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