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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寿彝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史学成就102（第10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风和文风，浓缩了一个学人的学术面貌和精神境界。

白寿彝先生非常重视学风问题。

他指出：“历史工作者的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风尚问题，是历史工作者如何严格要求自己的问题。”

[70]他从中国古代史学家的优良学风传统即史才、史学、史识、史德讲到毛泽东关于学风的论述，阐述了他的精辟见解。

白寿彝先生也非常重视文风。

他在1989年写过一篇短文，批评两种在文风上的偏向：“第一，认为文史是两途，治史就不必在文字上下功夫。

其实，只要写成文字，就是要让人阅读的；能让更多的人阅读，不比只有少数读者好吗？第二，认为让更多的人阅读的作品，总不免于粗俗。

其实，让更多人能阅读的作品倒是更须下功夫的作品；是否粗俗要看作品的质量，与读者的多少，并无关系。

我们要打破这两种认识上的障碍，走出自己封锁的牢笼，走向群众。

这不只是关系到个人作品的影响问题，也关系到史学工作的开展，史学工作的社会效益。”

[71]他把一个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所得的如何表述，看得如此重要，分析、阐说得如此透彻、精辟，而且又是同强调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这样的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足见他对文风的关注已达到极高的境界。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问题，还有很多论述，如他撰写的《历史科学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关于历史学习的三个问题》、《治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与友人谈读书》、《要认真读点书》、《治学小议》、《谈历史文学》、《刘知幾论文风》、《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绘画本序》、《史文烦简》，等等[72]。

都有比较集中、深入的阐说。

这里，我想着重指出的，是白寿彝先生在学风和文风上的身体力行，为后学树立了楷模。

白寿彝先生关于学风和文风的论述，给我们许多启发和教益；他本人在这方面的修养、造诣和所达到的境界，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学习。

白寿彝先生的治学道路、史学思想以及他个人的不断追求和时代特点的陶铸，使他锤炼成独特的优良学风和文风：既有对中国传统优良学风的继承，又有洋溢着时代气息的创造。

白寿彝先生的学风，严谨、通识而勇于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重视理论。

白先生早年攻思想史，培养起对于理论的兴趣。

新中国成立后，他以饱满的热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20世纪40年代末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

早在50年代初，白先生积极学习并运用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不断改造旧的中国通史教学体系，取得突出成绩[73]；他关于回族史的论著、关于“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

、关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

等文[74]，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

60年代初，白先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探索中国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先后发表了《谈史学遗产》、《关于中国史学研究任务的商榷》等文，对推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80年代至90年代，是白先生在理论上登上新的高峰的时期。

1980年，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书的特点是科学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它在中国历史分期方面，尤其是对中国封建社会的认识及其内部分期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

1981年，白先生发表《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75]。

以辩证的、发展的观点阐述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为认识这一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和见解，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受到民族研究者和民族关系研究者的关注。

1983年，白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一书出版，他在“题记”

中概括了该书的宗旨：“这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论述中国史学遗产几个重要方面的成就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工作的重要任务。”

该书被史学界同行认为是同类著作中颇具特色的作品。

1986年，白先生出版了他撰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该书“叙篇”

就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和范围、中国史学史的分期、有关史学史的古今论述、发展史学史研究的设想等问题，做了全面而精辟的阐述，为史学史学科建设奠定了理论基础。

1989年，白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卷出版，本书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结合中国历史的进程与特点，阐述了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

白先生在“题记”

中写道：“本卷只讲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做理论上的全面分析。

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