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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遗产（第3页）

作者引用《诗经》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

宜鉴于殷，骏命不易’。

这里提出来的‘殷鉴’二字，成为两三千年来在政治上重视历史经验、历史教训的重要观念。”

他又引用《周易》说：“‘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这也是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意思。

德，不仅是个人的品德，而且包含个人的才能。”

作者认为：“研究历史当然要研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同时，我们也还是要接受我们史学的优良传统，也要研究历史上的得失成败。”

[11]

第二，跟前一个传统相关联的是，“在历史上，每一次大变乱之后，地主阶级的历史家、政治家总是要考虑前一个历史时期的得失成败，作为新皇朝建立的借鉴”

[12]。

作者列举了司马迁《史记》、魏徵《隋书》、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马端临《文献通考》等为例进行论证。

20年前，作者曾经指出：“中国史学史上还出现这样一个传统：在中国历史遇到一定显著变化以后，总有带总结性的历史名著出现。”

[13]现在，作者用封建社会史学为了总结历史教训、提供统治经验来说明这个传统，是很中肯的。

第三，由前两个传统而产生了第三个传统：“自司马迁倡言‘述往事，思来者’，直到章学诚的‘神以知来’、‘欲来者之兴起’，都是我国史学传统中的光辉思想。”

[14]作者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有个传统，就是察往观来：说明过去的事情，展望将来的事情。”

[15]

第四，“我国有一个要求博学的史学传统”

；“一个历史家要具备渊博的知识，并且在这些知识领域里有相当深度的理解，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

[16]作者引《汉书·司马迁传·赞》说：“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

这个博学的传统，从《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开始，中经刘知幾的强调“史才须有三长”

[17]，直到章学诚主张“博学强识”

[18]，龚自珍称道“善入”

、“善出”

[19]，都是一脉相承的。

博学之所以重要，而为历来优秀史家重视和强调，是因为“史学的范围很恢廓，历史问题相互间的关系很复杂，如史家不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很难把工作做好。”

[20]这就是说：只有具备了渊博的学识的历史家，才可能“在广阔的基础上进行工作”

，把握历史发展过程中诸方面所反映出来的错综复杂的现象及其内在的联系，融会贯通，铸于一炉，撰成鸿篇巨制之史书。

第五，“我国史学在悠久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的优良传统。

史家对于历史记载真实性的责任感，就是这种优良的传统之一”

[21]。

在历史编撰学上，“直书是优良传统，曲笔只能说是丑恶了”

[22]。

作者从春秋时期齐国的太史氏和南史氏论到司马迁，从东晋孙盛著《晋阳秋》说到唐代的褚遂良、吴兢等一批优秀史官，阐述了史学上直书的优良传统。

同时，对增饰、回护、褒贬任情等曲笔作史的丑恶行为进行了分析和揭露。

这些，都是作者在20年前写下的。

而这20年来我国史学所经历的曲折道路，恰恰证明：作者所抨击的“曲笔”

，虽说古已有之，而于“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