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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史学遗产（第8页）

[45]这种关于断代史和通史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也可以说是“全局的看法”

的一个例子。

作者热切地希望：“史学工作者应该重视开阔自己的视野，把天地看得大一些。

这首先是要站得高些，要有察往知来、承前启后的抱负。

要善于发现重大问题，推动全国史学的前进。”

[46]这应当是史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

（四）要有文学的素养

作者认为：较好的文学素养，是历史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之一。

他说：“一个历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学修养。

不要说我们历史上的大历史家都是文学家，仅就一个普通的历史工作者来说，他对于文学没有一定的修养，是不能胜任这个工作的。”

[47]这个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写历史文章，写历史书，要写得让人家爱看，这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48]“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

一般的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

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

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49]这种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修养的重要性，是作者一贯的看法。

1961年，他在讲《历史学科基本训练有关的几个问题》的时候，特别强调“语文的训练”

[50]；他在谈《关于历史学习的几个问题》时，就“史与文的问题”

做了详尽的阐述[51]。

四年前，他在《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论述了“文史不分家”

的传统[52]。

现在，他又以专文讨论历史文学的问题。

他建议：“我们历史系里，应该开设各种文学课程，任同学选读。

这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业务水平和写作水平。”

[53]从历史传统，再联系到已故的几位史学大师在文学上的造诣，如郭老的文史兼通，翦老的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语言，以及范老的朴实无华、通俗易懂的文字，都使我们更加了解作者为什么多年来这样强调史学工作者的文学素养。

理论的修养、渊博的知识、全局的史识和文学的素养四个方面的提出，是作者对古代史学所谓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史家四长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今天我们要造就的通识之才的几个主要标准。

关于培养这种通识之才的重要性，作者是在1978年讨论学风问题时系统地提出来的[54]。

当然，这种通识之才绝不是在专长之才之外出现的，而是产生于专长之才之中；而这种通识之才的出现，又将促进专长之才在比较宽阔的范围内更好地发挥作用。

应当看到，在史学上，这种通识之才的造就和出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知幾云：“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

[55]作者指出“我们今天的时代不是刘知幾的时代了……我们不只应该具备这三种，还应该拿新的标准来要求我们具备这三种长处”

；“成就有高低，水平可以不一样，但是应该要求自己具备这三种长处。

这三个条件不够，在工作上就会有缺陷”

，同时，还“应该在新的高度上讲史德”

[56]。

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渗透在他的“答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