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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下的民族复兴与周边外交（第6页）

5月4日，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通话，肯定了近期日方就对华关系释放积极信息并采取相应行动，强调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中日关系承前启后，时机难得。

希望双方落实原则共识，管控矛盾分歧，确保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并有新进展。

安倍呼应习主席讲话，做了积极表态。

2018年5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韩国总统文在寅齐聚日本东京，出席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

会晤后，三国发表《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联合宣言》。

造成日本对华态度转变的因素有多种。

半岛局势的突变可能是最近的诱发因素。

美朝首脑行将会晤，使得半岛局势出现戏剧性转折。

而此前一直强调对朝严厉制裁的日本，面对朝韩美中等国的热络联系，也有自身被疏远、孤立的担忧，因而有必要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以便在中日韩框架下取得一定协调。

更长远一点看，近两年来，安倍的对华政策也在由“全面防范牵制”

逐步转向“有条件的选择性合作”

。

日本逐渐认识到中国崛起的不可逆性，因此必须放弃遏制、敌视中国的政策，转而选择加入、合作。

这一点在日本对“一带一路”

倡议的态度转变上尤为明显。

反观美国的“印太”

战略，以强化日中矛盾为手段利用日本强化对中国的围堵，对日本本身却未必有益处。

正如何亚非所观察到的，近年来日本对美外交政策正产生微妙变化，由“亦步亦趋”

开始转向“主动配合”

；在遵守和制定国际秩序规则上，开始由“积极参与”

转为“尝试引领”

。

这意味着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在增强。

虽然这并不表示美日同盟的松懈，但日本政府在对美、对华外交上已经表现出更多的务实精神，即从日本自身的利益出发。

也正因如此，在认识到“一带一路”

建设可能给经济增速缓慢的日本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时，日本开始选择参与。

总结上述两个典型案例，本章推测可能存在两个原因，导致美国“印太”

战略在实施后产生了非预期后果：一是特朗普印太区域战略与“美国优先”

总体方略之间的矛盾，二是中、印、日等国领导人的务实智慧与良性互动。

从“印太”

战略来看，特朗普的确敏锐地观察到中印、中日间的固有矛盾并加以利用，但他也有可能低估了中印、中日间巨大的合作潜能。

而且，特朗普在利用中印、中日矛盾时，也不是采取提供支持、援助盟友的传统模式，而是靠强化中印、中日矛盾来达到既遏制中国又强化对盟友、准盟友影响力的目的。

这是因为特朗普政府奉行的总方略是“美国优先”

（AmericaFirst），即美国利益优先、美国内政优先。

在安全领域，该原则必然导致美国在处理与盟友（如日本）和试图联合的国家（如印度）的关系时，表现出一定的单边倾向，譬如要求日本支付更多的防务开支以分摊美军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