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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下的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第2页）

但正如有学者所批判的，G20在该阶段仍局限于扮演G7“外围组织”

的角色。

[11]会议本身即明确规定，G20的创设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内部提供一个新的非正式对话机制；它只是IMF和世界银行框架内的一种机制。

它所发布的联合公报也多为长期问题，且并不对实施这些目标所需要推进的具体步骤进行严格规定。

以上种种特质共同导致了在成立最初的十年中，G20在国际社会所受关注较为有限，一直笼罩在G78的光环之下，因而也无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任何主导性作用。

[12]

2.危机应对时期（2008年11月至2010年6月，共3届峰会）

2008年G20举行首次全球经济治理峰会，“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共同应对金融危机”

[13]。

而金融危机对各成员国所造成的巨大共同威胁，也迫使各成员国产生更强烈的动机求同存异，弥合彼此间的认知差异与主张分歧，因而大幅提升了机制的有效性。

效用的提升反过来又吸引更多国际关注与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强了该机制的国际代表性与合法性。

[14]

2008年11月14日至15日，20国国家元首齐聚美国华盛顿，一致决心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恢复全球增长，实现世界金融体系必要改革。

[15]此后，G20告别了上一阶段作为松散、非正式国际组织的状态，转而开始在协调各国政策、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发挥实质性作用。

2009年，G20做出决议，在2011年之后将成为年度性、制度化的论坛，专注于探讨全球经济议题。

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全球论坛，G20的会议在该阶段已逐步发展、细分为内部与外围两个相互关联的体系。

[16]内部机制的细分发展以及外围配套机制的逐步完善被认为是G20机制成熟化、规范化的重要特征。

3.预防机制转型时期（2010年11月至2015年11月，共7届峰会）

在危机应对期之后，随着G20治理效用的逐步显现，世界经济开始恢复、发展，应对危机的紧迫性随之下降，大国主要经济体间的差异和矛盾重新凸显。

与此同时，表现出较强治理能力与潜力的G20机制则相应地从“应激性”

、“救急性”

向预防性常规机制转型。

成员国以及国际社会希望G20在完成逐步治愈全球危机创伤的基础上，进一步为未来全球性经济危机的预防工作做出新的机制性贡献。

在该阶段，G20在国内政治治理、审议结果、方向确立、决策和承诺、承诺落实、全球治理制度建设等细分领域不断形塑共通理念，强化国际社会的凝聚力，并逐步打造出一个有更强代表性、认可度和高效性的全球治理网络。

[17]圣彼得堡峰会后，G20的议题和目标也变得更加广泛，除了关注中长期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外，也加入了气候变化、反腐败、就业、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等新议题。

[18]

4.“新全球化”

时期（2016年9月至今，共4届峰会）

在危机应对期与之后的预防转型期，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凭借较有效的经济刺激政策以及对国际社会“公益”

的切实维护，已经逐步超越美欧传统发达经济体，而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增长的主要引擎。

[19]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也带动世界经济快速增长。

这些不仅导致了世界经济力量对比与总体格局的变化，而且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进一步改革G20机制充满期许。

[20]

这些期许集中体现在2016年杭州峰会的共识上：在贸易领域，各国达成《G20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共同声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推动尽快实施世贸组织《贸易便利化协定》；在投资领域，达成《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在金融领域，达成《迈向更稳定、更有韧性的国际金融架构的G20议程》；在发展领域，各国就推动包容与联动式发展、推动落实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达成共识；在创新领域，峰会首次将“创新增长”

纳入G20核心议题并就“G20创新增长蓝图”

达成共识；在结构改革方面，杭州峰会完成了G20结构性改革的顶层设计；确定了结构性改革的九大优先领域和四十八条指导原则，制定了衡量改革进展和成效的指标体系。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