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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再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的伪同一性问题（第3页）

实际上，在1919年以后，青年卢卡奇为了总结革命实践和自己的思想认识，写了一系列论文，形成了我们熟悉的《历史与阶级意识》[7]这本著作。

在这本书中，卢卡奇自己说，这是他从一个资产阶级文学理论家走向马克思主义道路的产物。

按照我的理解，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发展实际上包括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1919年以前的思想，第二阶段就是1919年至1922年写作《历史与阶级意识》的阶段。

准确来说，能够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仅有这一本书。

到了20世纪30年代，卢卡奇直接受到苏俄的影响，30年代中后期他大量的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

而且，在那里他直接遭遇了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从那以后，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卢卡奇始终是一位斯大林主义教条框架中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他思想历程的第三阶段。

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写得最好的是《青年黑格尔》[8]。

整个苏联东欧思想界是以苏共“二十大”

为分界线的，这以后，东欧的思想界出现了一些松动。

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东欧出现了一些思想风波，卢卡奇的思想也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并不是重新回到西方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写作的《历史与阶级意识》被奉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但在后来的大半辈子里，他是在为这本书做检讨中度过的。

即便是在晚年，他也并没有完全回到《历史与阶级意识》。

从以上讨论的这个思想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卢卡奇的思想转变是非常典型的“之”

字形，自己绕了一个很大的圈，最后想复归自己，又没能实现。

对于同样一个卢卡奇，实际上他的四个阶段中每个阶段的理论话语和其他阶段都是异质的。

如果现在我们看一下国内有关卢卡奇的一些研究，研究者从早期的《小说理论》不加任何说明地一路引到《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

这样的书，按我的话来说，从一开始就是非科学的著作。

作者在研究方法论上就被自己所绊倒，因为他是用同质性的话来描述非同质的思想文本。

讲了这段话，大家就能理解，在面对一个大师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读一本书。

不能急于翻开书来读，我们要首先知道这本书是在大师处于什么样的思想进程的特定语境中形成的。

他的提问方式，相对于之前和之后有什么不同？他在每一个具体文本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否能够找到这个思想大师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情境所具有的话语特质？我讨论这个问题已经十年了，但是由于它的“梵高性”

，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成为我们研究中最起码的方法论前提。

没有这样的前提，我们有没有可能准确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文本？我个人认为不可能。

顺势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萨特。

过去国内萨特研究分为两部分：首先，他是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被当作法国的存在主义大师。

西方哲学的研究者只读《存在与虚无》[13]，但是他们都不去读《辩证理性批判》[14]。

他们只研究萨特1945年以前的东西，而1945年以后的萨特在中国学术界似乎是不存在的。

第一个萨特是指大家熟悉的那个在戏剧、小说上有杰出贡献的大师，他因此获诺贝尔文学奖。

然后，这还包括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萨特。

其次，我在《文本的深度耕犁》中使用了一个词：“第二个萨特”

。

与“第一个萨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