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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体论的突变 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第1页）

二、本体论的突变：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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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危机以及由此而来的马克思主义危机，对于当时的欧美左派学者而言，不仅是一个必须正视的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政治任务。

因此，“左翼作家和专业学者广泛参与到以新左派为显著特征的激进政治辩论中来……以《大学与左派评论》《新明理者》还有《新左派评论》的最初几期为典型的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新思考，在诸如《新社会主义者》和《今日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杂志中复兴了”

[24]。

从一开始，拉克劳和墨菲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投入了这场理论争论，拉克劳和墨菲有关后马克思主义规划的大量文章就是发表在《今日马克思主义》等杂志上。

从南美来到欧洲之后，与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理论家们积极投身于实际的共产主义政治活动不同，拉克劳和墨菲两人更热衷于抽象的理论研究。

无论是拉克劳，还是墨菲，两人在英国完成各自的学业之后，都无一例外地将在大学进行抽象的理论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拉克劳和墨菲一直过着一种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的生活，很少涉足具体的政治领域。

这样的选择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时代潮流的顺应，更是拉克劳和墨菲这一代左派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

他们认为第一代新左派将新左派运动视为一场政治运动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主张将新左翼打造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实体的计划：不是一个政党而是一种‘思想运动’”

，它与“典型的左翼或宗派组织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招募成员，而是通过争吵、辩论、议论和教育，探讨宽阔前线上的左翼政治文化”

。

“新左翼缺少严密的组织结构……缺少独特的党籍、规则、条例、党的纲领或‘路线’……这些特征是对列宁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形式批判的结果，是强调自我组织和参与政治学的产物。”

[25]

就理论风格而言，拉克劳和墨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长于抽象的哲学演绎，而对当代资本主义实际政治经济运行过程的分析却付之阙如。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拉克劳和墨菲在发表出版的各类文章和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现实变化虽有所提及，但多半停留在现象描述的层面，“他们的经验主义本身完全是理论化的。

对于特殊性的坚持，以及他们的历史与社会进程之概念中的微弱的甚至是不存在的决定性，并不为经验性调查或者是历史事实所支撑。

他们的观点是一种先验性的理论建构”

[26]。

20世纪80年代之前，由于对以佩里·安德森等为代表的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对大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赞同，以及受到新左派运动的巨大影响，拉克劳和墨菲尚能与安德森等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们一起汇集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的旗帜下，并未崭露头角。

不过，随着撒切尔主义的强势崛起和新左派运动的终结，拉克劳和墨菲与其他第二代新左派理论家们在理论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并最终分道扬镳。

与部分新左派理论家放弃左派立场不同，拉克劳和墨菲等人则试图以一种更加激进的方式重建新左派。

从20世纪70年代末，二人就开始酝酿撰写一部相关著作，即后来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

[27]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现实社会主义实践所遭遇的挫折和激进右翼思潮占据欧美政治风头的氛围中，拉克劳和墨菲逐渐丧失了对传统社会主义以及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的信心，认为社会主义规划必须在全新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话语则妨碍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方案的重构。

拉克劳和墨菲的这一努力是在政治与理论两个领域同时展开的。

在政治上，拉克劳和墨菲做出了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双重失败的判断，因而“我们正在进行的理论和政治的实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而且与社会民主的经典方式也有差距”

[28]。

因而，拉克劳和墨菲强调他们“阐发的后马克思主义观并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理论选择，在20世纪最后10年这一盛行的历史氛围中，对那些旨在革新左派政治事业的人来说，它更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29]。

这种“社会主义规划避免了传统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这两个共生的隐患，并向左派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构想”

[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