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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体论的突变 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第2页）

在理论上，拉克劳和墨菲则强调，“在新条件下重新思考社会主义，要求我们采取两个步骤。

第一步，以其所有的新颖性来接受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化（也就是说，既不能忽视它们，也不能去歪曲它们，目的使它们与过时陈旧的图式进行比对，如此，我们就一直可以拥有重复着古老信条的思想形式）。

第二步，从目前的全身投入开始（在其斗争、挑战和危险中）去审视过去：从其中寻找当前状况的谱系学，从中认识（刚开始是边缘和模糊的）我们问题的现状，然后建立与过去的对话，对话是围绕着持续性与非持续性、认同与断裂来组织的。

正是通过这一方式，通过使过去成为瞬时的、偶然的现实，而非一个绝对起源，传统就被赋予了形态”

[31]。

尽管他们的努力遭到了许多仍然坚守传统观念的左派理论家们的批评，但是“实际上这些批评忽视了拉克劳和墨菲工作的实质。

拉克劳和墨菲没有打算‘拯救’一个理论传统，甚至没有打算判断其内部的思想严格性，而是试图解释到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为何会崩溃，然后思考我们从此前进而不重复那些使我们陷入那一困境的错误……而是一种摆脱极端幻灭和一连串失败的更激进和更全面的努力……拉克劳和墨菲没有声称要成为历史学家，从而为过去提供一幅尽可能平衡的图像，但是他们毫不知耻地把自己说成是论辩家，要改变我们目前思考政治过程的方式。

他们的目标比解释过去更小：思考过去的理论如何影响现在”

[32]。

由此，拉克劳和墨菲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进行了重要的改写。

对于拉克劳和墨菲而言，“任何研究领域实际内容的重要变化，都会通向新的本体论典型”

[33]。

“我们深信，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之中，变化不只是实际存在的而且还是本体论的。”

[34]对于上述判断，我们必须要注意：首先，拉克劳和墨菲对本体论的强调，意味着“他们的理论已从实践意义退到本体论上，拒绝承认存在着产生有特权地位、具有实践意义主体条件的可能性”

[35]。

其次，虽然今天我们无法在其理论中寻找到他们得出这一结论的经验和事实依据，但这却构成了他们全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规划的前提和起点。

这也是拉克劳和墨菲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即其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规划是一种不确定的知识假定和推论，他们的理论就是从一个假定开始推出另一个结论，然后这个结论回过头来又成为这一假定的前提。

我们无法在其理论中寻找到一种确定的结论，在他们的理论中，唯一确定的就是对不确定的肯定，即全力肯定偶然性在其全部理论建构中的地位。

这从而也就切断了理论或理论史与其诞生环境之间的联系，理论变成了一种纯属思想家个体智力创造的偶然性的存在，既不受客观历史环境的影响，也不受历史规律的支配。

因而，他们的如下主张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的主要焦点并非经济决定论，而是本质主义（这可能是绝对的‘上层建筑论的’，然而，也是本质主义的）。

最后，我们并没有随意去思考‘哪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在叙述思想史：即马克思主义的最初本质主义范围内的某种日益严重的瓦解。”

[36]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如果说与其同时代的佩里·安德森等其他左派理论家还试图弥合现实与思想之间的缝隙，然而对拉克劳和墨菲来说，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干预则完全成为了一种与现实无任何勾连的纯粹的思想规划。

拉克劳和墨菲“已经不再试图弥合理论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在他们看来，这种距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伪装的嘲弄”

[37]。

总之，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由于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僵局，同时“因为新社会运动的发展，对左派有种同情，马克思主义理论也碰到了问题。

马克思主义不能使我们理解那些运动。

同样，在那个政治时刻，苏联模式受到批评以及所谓的极权主义开始显现。

我认为，有一种特殊的接合，人们感到需要重述左翼的规划。

那不能是马克思主义和左派的方案，它们都处于危机中。

正是在那种境遇中，我开始思考左翼的新规划和如何重述它……我们去详细阐述一种非经济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提供一个左翼的规划，还有其他的方面。

不但政治上，而且重述的左翼规划使得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新社会运动的斗争接合”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