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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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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主要阐释的是雅索普著作中国家理论主题的变化。
到此为止,我们尚未涉及国家理论本身。
这并非是作者故意如此,而实在是因为:一种国家理论应该是什么或应该包括什么,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一则,有多少种国家的定义就会有多少种国家理论;另一则,由于国家定义的多元性,其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
雅索普本人就认为“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发展出一种完全确定的国家理论,这是徒然的”
[15]。
对于反思和重构资本主义国家这一其学术生涯中矢志不渝的主题,雅索普并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具体现象的描述上,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内在动力,探索如何最有效地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方法框架,这样,对研究方法的探索成了雅索普国家理论的核心思想。
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对雅索普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进展做思想史的划分,实际上就是对作为其发展动力的方法发展的划分。
在雅索普看来,方法论不但是国家理论发展的认识论,而且也是一种本体论关怀。
他立足于马克思方法的精髓——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特别是从抽象到具体,并对社会科学的其他方法和思维兼收并蓄,博采众长,最终提出了独创性的方法论范式策略—关系理论。
需要强调的是,雅索普国家理论研究方法的演进并不是线性的、平滑的,而是具有其历史时间性,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的移转。
因此我们在解读雅索普思想时,应尽量避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假设。
在雅索普这里,发展国家理论的核心便在于对其研究方法的探讨、更新和应用。
雅索普在《国家权力》一书的导言中,将自己的策略—关系方法建构分为三个时期:理论来源之间的互动与理论分析的相关工作;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国家理论以及策略—关系方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策略—关系方法基础上提出国家理论发展中的“文化政治经济学”
(culturalpolitiics)新范式。
我们从其对自己每一阶段的过程及其成果评介的分析中,可以发现雅索普的思想发展与跃迁的轨迹。
根据他的这一表述以及笔者对其文本隐微的内在逻辑的诊断,本文概括出其国家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16]。
在进入雅索普策略—关系理论的核心思想时,至少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雅索普的思想来源是很复杂的,必须把它们置于当时的时代氛围、民族传统、各学科的发展状况之间关系的接合中去探讨。
他经常拿自己与马克思、普兰查斯做比较,指出其理论也有三大来源,即战后德国的政治学、法国经济学和智利生物学(biology)。
然而,实际上他的理论来源更加庞杂:马克思《资本论》的方法、阿尔都塞和普兰查斯的接合方法、以巴斯卡为代表的英国批判实在论的方法,甚至隐约可见波兰尼的社会嵌入思想、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思想等。
二是可见雅索普在进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思想之前,对马克思有一个“前见”
,即他是从批判实在论的视角来理解马克思思想的。
“我认为在1857年《导言》中,马克思为实在论的科学方法提供了基础。”
而且后来随着雅索普对马克思思想理解的深入,他也还是试图在批判实在论与马克思理论之间做整合。
可以说,这种经验主义思维的深层影响造成的遮蔽,使雅索普即使在理论成熟之后也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更多的是一种具有英国民族传统特色的误用。
根据雅索普自己对策略—关系理论几个阶段的指认,他事后将接合方法(artiapproach)看成了策略—关系方法的一个准备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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