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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社会科学及其问题（第2页）

事实上，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毫无疑问，也正是哲学摆脱“大师”

特权而向“小工”

身份迈进的过程。

一、社会科学的发展

按照伊曼纽·华勒斯坦（Immaein）等人重建社会科学的报告一书——《开放社会科学》——所言，从18世纪早期到1945年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社会科学整体上完成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制度化过程，并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特征：“第一，这类社会科学的目标是要得出被假定制约着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第二，它们力图把握各种必须当作个案来加以研究的现象（而非个别事实）；第三，它们强调有必要将人类现实分割成不同的部类，以便对其进行分析；第四，它们认为，采取严格的科学方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例如，可以从理论出发提出假设，然后再通过严格的、如有可能甚至是定量的程序来对其进行验证）；第五，它们偏爱通过系统方法而获取的证据（如调查数据）以及受控的观察，而不大喜欢普通文献及其他残剩资料。”

[4]这些特征充分显示出社会科学制度化之目标，就是要形成社会科学的独立研究范畴、对象、内容和方法，尤其是独立性的学科特征，这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

1.社会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显然比较难以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事实上，直至今天，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两者没有边界。

不过，这有失偏颇，因为两者毕竟还是不同的知识领域。

要说两者关系比较密切，这比较公平。

这种状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

到18世纪时，自然科学已经比较完全地跟思辨性哲学划清了界限，并因为精确、客观等优良品质而赢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

社会科学则不然，它仍需为摆脱哲学的控制而奋斗，至少在制度上，不再隶属于哲学的范围之内。

比如，在大学中建立自己独立建制化的教学和研究平台。

2.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社会科学在制度化诉求的过程中，明确认识到，要想摆脱哲学的思辨、空洞的学科特征，或者说至少跟亚里士多德式的形而上学划清界限，必须效仿业已取得辉煌成功的自然科学，无论是在方法上，还是在研究范围的确定上，都要求社会科学能够保持认知的客观性、价值的中立性和结果的精确性。

正如社会学创立者孔德所言，“为此，如果欲使开展的各项研究具有实证性，那么就必须限制每一分支知识的范围。

只关注于实际存在的事实，而无须懂得这些事实的初始原因或最终结果”

[5]。

这深刻表明社会科学趋向精确科学的要求。

3.社会科学领域内各个具体学科的关系

除了处理跟哲学、自然科学等外部学科的关系，社会科学各个分支学科之间差异的界定，即在共同以社会存在为研究内容的各个学科之间，对研究范围的划定和研究方法的区别，也是学科建制化的重要方面。

虽然今天各个学科的交叉、整合成为知识创新的新生长点，但是在社会科学初创时期，学科的分解却具有突出的必要性。

知识分化程度越高，越标示学科在向着专业化、组织化迈进，也体现出了研究层次的深入和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当社会科学领域内，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门分支学科相继独立，形成自己的研究纲领、分析方法和规训特征之后，“组成社会科学的全部学科，基本上都已经在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主要大学里制度化了”

[6]。

综上可见，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实际上要复杂得多。

因为它所面对的是社会，那么社会及其各色各样的组织，它们是人类建构的产品，还是具有实际性的存在？更为甚者，社会的重要组成者——个体行为者——都是具有自由思想意志的人，对他们的行为很难做出比较精确的预测和判断。

如果这些因素就社会科学内部而言，还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的话，那么，那些外部因素，诸如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等之类的意识形态因素，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科学及其研究主题。

二、社会科学的制度化

如果说“对人类的本性、人类彼此之间的关系、人类与各种精神力量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创造并生活于其间的社会制度进行理智的反思”

[7]是社会科学的永恒主题的话，那么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进行的社会科学制度化，就是社会科学进行知识生产，从而获得系统、精确知识的必备前提，而其结果就是“学科规训制度”

（disarity）的形成。